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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价值创造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杨冠琼教授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是试图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不仅整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上述各项内容，而且运用新的研究方面或途径，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地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与新洞见。 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分析性与结构性界定 　　《研究》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关于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分析性界定而不是传统的规范性界定，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理念、结构、机制与过程及其间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复杂体系，是由微观行为个体通过复杂性互动而形成的宏观社会结构，是微观行为个体间复杂性互动而生成的一种宏观涌现或涌现出的一种宏观样式。 　　上述表明，作为因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是国家治理理念、结构、机制与过程复杂互动决定的。因此，可以将理念、结构、过程、组织与机制视为国家治理体系的解释变量或自变量，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视为一级变量）是国家治理理念、结构、过程与机制的函数，即国家治理理念、结构、过程与机制等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二级解释变量，可以表示为： 　　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 F（理念、结构、过程、机制、组织） 　　上述这一函数关系只是一种中介性的函数关系，即理念、结构、过程与机制虽然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解释变量，但由于博弈论采用多个体互动分析与研究途径，因而这些二级解释变量并非是外生变量，并非可以视为天然生成的变量。博弈论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一个突出特征是将这些变量作为其他解释变量或自变量的函数，而不是最终的解释变量。在博弈论关于治理的研究中，最终的解释变量是个体（包括中央政府及其组织或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地方政府、职业性社会群体、区域性群体以及个人等）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行为选择，而行为选择与互动过程、个体的特征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可还原性（irreducibility）。因此，国家治理的博弈论途径将个体特征、互动过程与个体行为选择视为观察性解释变量。这种关系可以表述?椋? 　　（理念、结构、过程、机制、组织）= G（互动过程、个体特征、个体行为选择） 　　即国家治理体系的理念、结构、过程、组织与机制是社会个体互动过程、个体特征、个体行为选择的函数。因而，作为国家治理参与者的个体间互动过程、个体特征、个体行为选择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终极解释变量。 　　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本质上是运用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技术、工具，改革、完善、创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过程；是重新思考、评估与确立政府与社会或作为整体的公民（citizenry）（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各种行为个体）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评估与确立政府、社会资本或生产性社会规范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发挥机制；重新思考、评估与确立政府行为与社会生产性规范在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重新思考、评估与确立不同微观行为者（人们）在国家治理理念、结构、过程与机制等创新方面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行为模式的过程与途径。 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文化的复杂决定性 　　任何社会的治理，套用马克思话，都是具体社会的治理，都是由这个社会固有因素决定的具体的治理，既没有治理的一般，也没有一般的治理。那么，任何一个社会的治理，究竟是什么因素与机制决定的呢？显然，是由这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以及人们在理解、解释与化解这些问题时策略性互动所决定的。 　　《研究》认为，社会的本质既是微观行为个体间的复杂互动，也是这种复杂互动形成的自然结果，因而生成于社会之中的任何规范、规则、制度、习俗以及伦理、道德等，都是微观个体间复杂互动形成的自然结果，是微观行为个体间复杂互动而形成的一种宏观涌现（emergence）；与此同时，这种宏观样式一旦形成，由于其对个体行为的策略选择产生激励与约束作用，因而塑造了个体对其他个体策略选择或行为选择的预期，便对个体行为或策略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行为样式。 　　生成于作为微观行为个体间复杂互动而生成的动态、开放系统的社会之中，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必然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从横截面或共时性的角度上说，由于微观个体的特质不同，微观个体的行为选择因而微观个体间互动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与约束。一般而言，微观个体的行为选择与微观个体间的互动总是受到一些关键社会参数的影响与约束。这些关键社会参数决定了微观个体间互动的空间范围、互动频率、互动中对其他微观个体行为选择的影响力、微观个体行为选择时视为外生的（或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给定的或自认为其对这些无可奈何、只能接受的）条件或环境的区域或空间以及在某些限制性条件下的因果推断，因而导致微观个体间的互动结果在一定时空内呈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