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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逻辑及其时代价值 　　[摘 要]从洋务运动到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由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逐步推进过程。这一过程的演进体现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也体现了五四前近80年间中国近代文化变革和转型的历史逻辑，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一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科学”的旗帜，在思想文化领域吹响了反封建的号角，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从而以其所独有的时代价值确立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历史逻辑；深层内容；时代价值 　　一、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逻辑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开始于鸦片战争时期土地阶级的改革派代表林则徐和魏源。林则徐在抗英战争中看到中国的战船、枪炮“非外夷之敌”，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制造军舰和枪炮，抵御外国的侵略。魏源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把这种从物质上学习西方的主张付诸于实践的是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向西方学习的发规模实践活动，它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建立军用、民用工业，开办新式学堂，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著作。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促使中国思想文化开始实现了由古代到近代的明显转变。但是，洋务运动仅限于从物质上学习西方，并没有把向西方学习的进程推向更高的层次。不过，从洋务运动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来看，它却深刻地动摇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揭开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序幕。随着洋务运动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一些依附或者参与洋务事业的开明士大夫，逐渐了解西方资本主义近代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乃至社会制度，从而日益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即早期的一些维新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他们一开始是以洋务思想家的姿态出现的，但随着社会经济和客观局势的变化，他们的思想逐渐超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变革。这些主张对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先导作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背后不仅是发达的科学技术，而且还有先进的行政体制，于是有了变革政治制度的要求。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从“师夷制夷”的科技引进走向传统体制变革的开端。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学习和效仿西方的议会制度，使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并提出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维新派办报纸、写文章、做演说，以各种方式积极传播西学，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从而起到了巨大的社会思想启蒙作用。 　　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提出的思想主张，大大超越了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把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历史逻辑由物质层次推进到了制度层次。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孕育了新的觉醒，中国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寻求新的出路，着便为辛亥革命提供了赖以滋生的土壤。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扬三民主义的旗帜，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辛亥革命未能取得最后的成功，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在制度层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使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黑暗统治时期。严酷的现实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重新思考国家的出路问题。一些深受革命洗礼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改造必须伴随文化层次的变革。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逻辑的继承和发展，它将这种历史逻辑推向了更高的层次――文化层次。 　　辛亥革命以后，并没有使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而且辛亥革命所营造的民主共和气氛也被袁世凯摧残殆尽。袁世凯在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倒行逆施，大搞尊孔复古运动。尊奉孔子为万世师表，定孔教为国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祭祀孔庙等，伴随着这一系列的尊孔复古活动的进行，一些旧思想又沉渣泛起，封建复古逆流甚嚣尘上，思想文化领域被袁世凯搞得乌烟瘴气，出现了倒退的局面。袁世凯败亡之后，中国陷入了更加黑暗的军阀割据时期。中国的出路是什么？这个问题又一次被提到中国人的面前。 　　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吹响了反封建的号角。 　　二、新文化运动的深层内容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在实践中却接连碰壁，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因此要实现救亡就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