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周作人对儒家思想言说与实践.docVIP

五四后周作人对儒家思想的言说与实践 　　摘要：本文考察五四后周作人对儒家思想的言说与实践，认为周氏对“重知”和“实行”的言说，与其趋于消极的个人立场有关，而其后来的鼓吹“道义”和“事功”，则与其思想的自我更新和对“附逆”的辩解有关；此外，周氏在不同时期融合了小乘、大乘佛教的思想和自己“劝善”的实际体验，显示了其儒家言说的独特性和个人实践的复杂性。 　　关键词：周作人；儒家思想；言说；实践 　　中图分类号：K825.6=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3-0101-07 　　 　　五四期间，周作人与其他新文化人一起，激烈批判儒家纲常伦理及旧礼教的思想。然而五四落潮后，儒家的著作、思想和趣味成为周氏文字中不断涉及的话题；其中，源于孔子的“重知”、“事功”等观念，更是周氏一再援引的思想资源。那么，周氏在五四之后是如何重新评说儒家的?其看法与同时代人有何不同?其对儒家相关思想的选择与其立场的自我表述和个人实践有何关联?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显然有助于推进对周氏思想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五四落潮后周作人对儒家思想的言说与实践，探勘其对儒家的接受与其自我表述和个人实践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呈现五四后周氏思想发展、变迁的内在过程。 　　 　　一 　　 　　周作人曾指出，自己对儒家典籍《论语》的接受，“其最得受用的乃是孔子教诲子路的话，即是知之为知之这一章”。具体而言，“我先从不知为不知人手，自己切实的审察，关于某事物你真是有所知识么，这结果大抵是个不字，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这样的打消了”。在周氏看来，“知之为知之”一章所体现的孔子“这种重知的态度是中国最好的思想”，而他也屡屡以此作为自己追求的境界。因而，在五四落潮后，周氏宣称：“现在唯一的欲望是想多求一点知，尽我的微力想多读一点书，多用一点思索，别的事且不要管。”到了1934年，周氏更认为：“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在周氏这里，“爱智者”的态度，亦即所谓古希腊哲人的“爱智之道”，与孔子“重知”的态度其实是一回事。 　　对孔子“重知”态度的提倡，与彼时周作人对小乘佛教“自修胜业”的接受可谓互为表里。1921年，周氏引《菩萨戒本经》里的话说：“凡受菩萨戒的人，如见众生所作，不与同事，或不瞻视病人，或不慰忧恼，都犯染污起；只有几条例外不犯，其一是自修胜业，不欲暂废。”周氏自谓此时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因为“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么?”就实际而言，此一“自修胜业”论，与差不多同一时期周氏发愿在文学上耕种“自己的园地”，以及随后的提倡“闭户读书”等，可谓相辅相成，实质上都可归结为一种“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 　　虽说如此，周作人对“重知”或“自修胜业”的提倡，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阐发一种属于个人自省的内在品德，而是有其相应的外在诉求。周氏后来写道： 　　昔孔予诲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鄙人向来服膺此训，以是于汉以后最佩服疾虚妄之王充，其次则明李贽，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疾虚妄的对面是爱真实，鄙人窃愿致力于此，凡有所记述，必须为自己所深知确信者，才敢着笔，此立言诫慎的态度，自信亦是儒家所必有者也。 　　对周氏而言，由确信“所知”所体现的“立言诚慎”，正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此后，周氏一再坚称，对于《论语》“知之为知之”一节，“我不是尊奉它作格言，我是赏识它的境界”。这种境界，亦即周氏最为佩服的孔子“这样看重知行的诚实”。在此意义上，《论语》“知之为知之”一章所呈现的，就不仅关系到认识论意义上的“重知”态度，而且关系到伦理学意义上的“诚慎”道德。换句话说，对于周氏而言，推崇孔子的“重知”态度，实乃涉及“立言”乃至“立德”所谓儒家的不朽事业。有鉴于此，在别的场合，周氏引用《论语》“修辞立其诚”的说法，以此修正1932年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关于“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的观点：“现在想起来，还不如直截了当的以诚与不诚分别，更为明了”，“如若有诚，载道与言志同物，又以中国思想偏重人世，无论言志载道皆希望于世有用，此种主张似亦相当的有理”。 　　由“立言诚慎”到“于世有用”，周氏对“重知”态度的阐发，与孔子关于“知”的论述，其实不无关联。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其所强调的是，尽力做对人民适宜合理的事情，对鬼神存在与否，不要去做无谓的思辨，而是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引导民众接受礼仪的规范从而使之安居乐业。因而，孑L子所说的这个“知”，显然是出于实践(用)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