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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胥铁路到京张铁路除了詹天佑,还应记住的名字 　　詹天佑修建的京张铁路，并非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在这之前，还有一代人的艰辛探索，才让中国从只能依赖洋人修铁路的被动局面中挣脱出来。 　　一八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世界上第一条现代意义的铁路（“木”路被“铁”路代替，蒸汽机车开始使用）在英国开通。但有关铁路的信息传入中国，已是鸦片战争以后。当时中国的爱国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先后著书立说，介绍外国修建铁路的状况。不过，他们只是简单的介绍，并没有说清楚这东西有多大的好处。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铁路不过是外国人的奇技淫巧罢了。 　　但是，从铁路是个“怪物”，到意识到其巨大的国防、经济价值，萌发出自主修建铁路意识，在时代变革的洪涛巨浪中，也不过是短短的数年之变。 　　1881年的唐山，出现了近代史难得一见的奇景：在唐山矿区到胥各庄码头的铁路上，长长的运煤车不是用火车头牵引，而是用骡马――史称此事件为马拉火车事件，而这条中国人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也被人戏称为“马车铁路”。 　　当时并非没有蒸汽机车，而是所有中国人都觉得这冒着黑烟的大块头是不祥之物。皇室认为“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但事实上清东陵在距唐山50公里外的遵化马兰峪，震动无从谈起；官员士大夫担心铁路铺成，外国侵略运兵更易；而老百姓则觉得这东西破坏风水。于是，蒸汽机车就变成了骡马拉着火车走。 　　在当时的中国，出现这一世界级的闹剧，也并不意外。本身，光是修建唐胥铁路这件事，就已经大大超出很多人的容忍底线了。 　　唐胥铁路，是李鸿章“骗”出来的 　　当时，开通运营尚不足一年的吴淞铁路被拆除后，剩下的铁轨等器材还是被有心人看在眼里。1876年，洋务派代表人、福建巡抚丁日昌到台湾视察后上疏朝廷，强调了建筑铁路的重要性。此疏得到李鸿章、沈葆桢的支持，总理衙门也批复同意其奏请，认为这是“经理全台一大关键”――同意在台湾修铁路，是因其孤悬海外，影响不到清廷的统治中心。 　　于是，丁日昌把铁轨运至台湾，准备在台北修铁路用。丁日昌也从台湾士绅林维源、林维让兄弟那里拿到了50万两白银的捐助。不过，这笔巨款却被清政府拿去给河南赈灾，李鸿章去洋行借款也因利息过高没能借成。加上丁日昌本人病重离台，所以台湾铁路此时并未能修成。 　　虽然铁路并未建成，但在洋务派官员心中，铁路对于富国强兵的意义不言而喻。1880年12月3日，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向清廷上《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请求试办铁路。 　　这份奏折获得了李鸿章等少数洋务派大员的支持，但反对的声浪还是占据上风，有御史直言：“铁路之说，刘铭传倡于前，李鸿章和于后，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最后清廷下旨，不从刘铭传试办铁路之请，“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 　　但是，这次洋务派官员是“有备而来”。早在1879年，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的李鸿章就和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等人筹划修建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以方便运出开平矿务局所出产的煤炭。 　　既然不让修铁路，但煤炭必须要想办法外运，李鸿章就先挖煤河，他派人开凿了一条从芦台到胥各庄长达35公里的“煤河”。但是，煤河开凿到胥各庄时，地势凸起，继续开凿无望，李鸿章就再次上奏，修一条短一点的铁路可好？只修唐山到胥各庄这一小段，与煤河连起来就行了，不然挖出来的煤运不出去，太浪费了。同时，他还向朝廷保证说：为了不至于“震动东陵”，建成后的铁路将“不用机车而用骡马牵引”。 　　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于是在刘铭传的奏请被拒绝后，1881年初，唐胥铁路开始修建，英国工程师金达负责具体勘测和筹划。年底唐胥铁路建成通车，虽然只是骡马拉的火车。 　　然而，这一切都在李鸿章的“算计”中。铁路修好后，一方面他让唐廷枢邀请了一批官员试乘蒸汽机车。机车载着这些官员仅用1小时就走了20英里的路程，试乘官员们感觉火车舒适、安全、可靠。 　　另一方面，开平煤矿的产量一年间猛增10倍，但骡马拉车实在力不胜任，大量的煤运不出去，所以改用蒸汽机车拉就说得过去了。1882年，唐胥铁路上的蒸汽机车获准正式行驶。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也是在这期间诞生。总工程师金达和中国的工匠们一起偷偷造起了机车。工人们根据金达设计的几张图纸，利用矿山废旧材料，共花费520银元，造出了我国第一台规范精良的蒸汽机车。金达在《华北的矿山及铁路》中写道：“锅炉取自一轻型卷扬机，车轮是当旧铁买进的，而车架则用槽铁所制，取自唐山矿一号井竖井井架。” 　　在乔治?史蒂芬森诞生100周年之日（1881年6月9日），当时的开平矿务局总矿师白内特的夫人敲下了第一颗道钉，将机车命名为“中国火箭号”――这是仿照斯蒂芬森那台著名机车“火箭”号而命名的。参与制造机车的中国工匠还在车头两侧各镶嵌了一条金属刻制的龙，因此大家又把它称作“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