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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闭组织到社会网络组织信任研究的不同视角 　　内容提要　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信任研究影响日增，以科尔曼为代表的封闭组织观、以博特为代表的开放网络观与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关系嵌入观对组织网络与社会资本有着不同的理解，分别体现出了封闭性、普遍性与关系性的信任观。总体来看，关系嵌入观在新经济社会学中占据了主流，其将组织与市场融入其中的社会网络视角在封闭性与普遍性之间持关系性的中间立场。 　　关键词 封闭性的信任观；普遍性的信任观；关系性的信任观；社会网络；“嵌入”； 　　作者沈毅，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南京210013) 　　 　　组织内与组织间的信任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社会心理学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复兴的新经济社会学对这一研究课题有其独到的优势。从传统社会学的理论路径来看，组织内部的信任与社会资本研究一般归之为微观社会学的领域，而组织间的信任与社会资本研究则可以归之为宏观社会学的范畴。近年来，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组织边界的界限，亦即趋于消除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之间的鸿沟。尤其是对组织间信任的探讨与市场交易关系的研究密切相连，组织与市场之间的对立交替一直以来都是关注的焦点，社会网络的研究范式则显现了模糊组织与市场边界的理论视角。在基本预设上，各自侧重于组织、市场与网络三者的研究取向也分别体现出封闭性的信任观、普遍性的信任观与关系性的信任观，此中的区分、演替与关联正是本文所要详加考察的。 　　 　　一、从“算计”到“放心”：封闭性的信任观 　　 　　自科斯(Coase)提出交易成本论来解释市场与组织的相互替代关系以来，威廉姆森(William-son)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中进一步发展了“市场与科层”理论(the theory 0f markets and hierar-chies)，强调了市场中价格机制与科层中权威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相互替代作用。在研究起点上，其经济人假设基本判定了个体只有通过外部经济刺激或权力制约而行动。面对社会网络与组织信任研究的兴起，威廉姆森也开始关注到了信任问题的重要性，并将信任区分为算计性信任(calculative trust)、个人性信任(personal trust)与制度性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在具体分析中，他还是认为个人性信任只有在相当有限的特定个人关系中才得以成立，交易过程中主要存在的仍旧是算计性信任。所谓制度性信任构成了交易合同的社会背景，尽管对算计性信任有替代作用，然而对制度环境的判断可能仍然需要借助于算计性信任。如若就狭义意义来理解，信任所内含的某种不确定性正是与有效控制的算计相对立的，由此笔者以为，威廉姆森关于算计性信任的论述本质上正是要否认组织运行中信任的存在，亦即认定组织间的市场关系与组织内的权威关系两者囊括了组织运行的关系实质。 　　事实上，以组织网络研究为特色的新经济社会学，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与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进行对话，其核心问题正是组织运行中的信任机制。对于组织建构中的信任问题，科尔曼(Coleman)率先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提出了不同于威廉姆森的解释。除了关注于提供公共物品的社会组织外，科尔曼特别强调了在商业组织的权威结构中，一系列的职位设计均同义务与期望相联系，这种对组织信任及社会资本的解释是以组织封闭性为前提的，亦即组织边界的存在正有助于有效规范的实现。可能受科尔曼观点的影响，戈沙尔(Ghoshal)等人在对威廉姆森“市场与科层”理论的批判中发展了组织与市场理论(a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该理论认为组织绝不仅仅是市场实践失败的替代物，组织环境的优势在于其提供了信任与承诺的合作环境，这既不同于市场的价格机制，也不能用组织层级与控制监控来进行解释，威廉姆森纯粹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经济学立场无论是对于理论解释抑或组织实践都是有害无益的。与之相类似，勒纳(Leana)等人更是直接突出了组织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组织社会资本首要的是个体投入于集体行动中强联结的意愿与能力，信任则是组织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总体而言，这些研究都是强调组织团体封闭是产生组织信任与社会资本的根本缘由，笔者以为可将其归之为一种封闭性的信任观。 　　这种基本立场与山岸(Yamagishi)等人对封闭环境中“放心”(commitment)的研究是一致的。关于“放心”的研究正是要强调在封闭组织与网络之中，由于封闭环境所形成的极强的社会规范，使得组织成员不会有违规的行为。实质上，这种“放心”是一种对封闭组织环境的信任，也体现出科尔曼“理性选择论”的基本立场。换言之，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