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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晋国服饰看晋文化的影响 　　衣食住行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历来为社会、民族和国家所关注，而“衣”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标识之一，尤为人们所重视，并赋予其超越穿戴佩挂之上的、甚至上层建筑领域的特殊社会意义。如《史记?历书》就提出：“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将服色变化上升到国家层面;耳熟能详的蒙学经典《千字文》中更是写到：“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将服饰发明推崇到与文字创造同等尊贵的地位。传统文化甚至将其作为古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较而言，文明开化的显赫特色而大为赞赏：“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礼记?王制》）”“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此谓华夏之名之由来。其中，源远流长的晋国文化乃至三晋文化鉴于“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晋一直在东方国家中占首位，晋也罢，三家分晋也罢，并未改变这种基本格局（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而发育延伸成为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同样，晋国服饰作为晋与三晋文化的载体之一，在引领东周春秋及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服饰发展上，彰显出“以正诸华（《左传?襄公十一年》）”，领袖群伦，成风化俗的文化自信和独特魅力。 　　 　　从文献史料看晋国服饰 　　关于晋国服饰的记载散见于《诗经》《左传》《国语》《墨子》《孟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反映色彩纹饰类。主要有“素衣朱?q，从子于沃.....素衣朱绣，从子于鹄（《诗经?唐风?扬之水》）”。“子（晋襄公）墨衰?（孝服）……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大子帅师，公衣之偏衣（左右两色的衣服）（《左传?闵公二年》）”“夫绛之富商……金玉其车，文错其服（《国语?晋语八》）”“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晋灵公好狗，筑狗圈于曲沃，衣之绣（《郁离子?晋灵公好狗》）”等。二是反映质地材料款式类。主要有“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羔裘豹?，自我人究究（《诗经?唐风?羔裘》）”“纠纠葛屦，可以履霜？（《诗经?魏风?葛屦》）”“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墨子?公孟》）”等。三是反映多寡繁简类。主要有“岂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岂曰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诗经?唐风?无衣》）”“子有衣裳，弗曳弗娄（《诗经?唐风?山有枢》）”“宣子……盛服将朝（《左传?宣公二年》）”“昔晋国苦奢，文公以俭矫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尹文子?大道上》）”等。 　　从考古发现看晋国服饰 　　考古发现的晋国服饰主要集中于铜器、玉器、陶范、陶俑等出土文物上，均以装饰形式出现，涉及人物情景有攻战、竞射、乐舞、狩猎、采桑、投壶、出行、驯兽、陪侍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服饰类型，而不同场景下的着装衣饰也有着一些明显的差异。 　　1959年―1963年，侯马“晋国遗址”的铸铜作坊遗址清理出土了30000余件陶范，其中能辨认器型的有1000余件，能组成配套又能复原器型的100余件，能够反映晋人服饰的人形范10件。比较典型的有半侧身女雕像外范（下半部残缺），图案衣着为右衽和尚领上衣，并显有条形纹饰。另有一组五?K合范的浮雕立人像，身着右衽和尚领齐膝连衣裙，腰系长带，打成斜角相对的结，衣裙细腰，向下渐成喇叭口，饰有斜角雷纹。还有一组五块合范的整套跪状武士像雕塑外范，齐膝连衣，上半部分刻有云纹及填圆点纹装饰，背部插剑，下半部分装饰有勾连“T”纹，用雷纹衬底，腰部有长带在前系结，两个短穗下垂，鞋底饰有方格花纹……上述人形陶范，为我们提供了春秋中期到晚期晋国人的服饰资料实物，参照文献资料和曲沃晋侯墓出土文物，我们大体可以将晋国服饰的款式分为三类：一是早期以上衣下裳的服饰类型为主流，衣、裳分体，下裳两侧开衩，不相连缀。二是中后期，主要是春秋时期，则在左襟前后开片后缝合，上衣下裳合体并连，宽衣博带，绕身系扎的深衣流行开来。深衣分直裾和曲裾式。曲裾深衣为下摆齐足曳地或齐膝的长袍，穿着简约而不失华贵。在竞射、乐舞、采桑、加冠、投壶、出行等日常仪礼和宴乐类活动中，因大多于室内或近郊举行，穿着普遍选用长袍深衣，束腰，或佩剑，或素面或窄衽镶边，颇显典雅脱俗。直裾深衣一般为齐膝短袍，更适用于从戎，在攻战场景中多有发现，穿着上下连体的短袍深衣，其对下肢束缚较小，行动便捷，考古大家张颔先生在其《侯马出土陶范歌并序》一诗中所描述的“僮竖?V褐无裳裾，‘下士’腰中服剑匕”，便是指此类服饰。三是上衫下裤的着服形式。在泛舟射猎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