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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网络和资源现代同乡组织的变迁 　　摘 要：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现代同乡团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现代同乡组织作为民间组织的一部分，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用国家与社会作为分析框架，从合法性、网络、资源三个方面来探讨现代同乡组织合法性的获得、同乡组织的结构、同乡组织的社会功能，以此来促进同乡组织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同乡组织；权力；网络；资源；变迁 　　一、同乡组织发展的历史背景 　　上海是开埠通商最早的城市之一，也是外来流动人口的集聚地之一，近代上海的同乡会诞生于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民国时期，上海的同乡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数量也远远超过了会馆曾经达到过的规模。新中国成立后，户籍制度的限制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在制度安排下同乡组织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自由流动空间的增多，现代同乡组织在中国各个城市蓬勃发展起来。 　　二、合法身份的获得：同乡团体与政府的权利博弈 　　关于合法性的解释有两个层面：其一是法律层面上的合法性；其二是价值层面的正当性。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同乡组织并没有通过民政部门的登记，但在很多旅居异地异乡人群体中却存在着同乡组织，这些同乡组织不仅在同乡群体交流感情，职业介绍，维护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流动人口整合、推动流入地经济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认为具有符合人们价值规范的正当性。政府根据自身利益要求，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策略来进行控制。一方面，国家允许公民享有有限的结社自由，允许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存在，但不允许它们完全独立于国家，更不允许它们挑战自己的权威。而作为现代民间组织一部分的同乡组织，根据自身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及其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发挥的“拾遗补缺”的作用向政府提出身份认可的需求。面对着民众对于同乡组织的需求，及同乡组织领导人与政府部门的关系网络，部分同乡组织获得了合法性的身份，但仍有绝大多数同乡组织因为各种原因仍没有获得合法的法律身份。 　　三、多重网络关系：同乡组织的关系的构建 　　（一）同乡团体内部网络与组织构架。与之前的会馆大部分吸收商人会员相较，现代同乡组织并不对会员的职业与身份进行限制，都是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职业、阶层的人自发成立的民间团体，因而现代同乡组织的内部网络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放灵活的。同乡群体通过频繁互动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形成复杂的组织结构网络。以旅沪客家联谊会为例，建立起了以名誉会长、顾问、会长、执行会长、常委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赣南18个县的常务理事、理事为基础的网络。客联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大会。为更好服务会员，旅沪客家联谊会还设立了秘书处、监事部、财务部、会员服务部、综合发展部（行业发展）、电子商务部、法律服务中心几个部门；为了加强行业的沟通和交流，客家联谊会还成立了二个专业行业协会：建筑建材协会和暖通行业协会。为了扩大影响和壮大客联会的实力，成立了长三角四个工作委员：宁波工作委员会、苏州工作、杭州工作委员会、苏北工作委员会，为长三角地区赣南乡友联谊，联动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组织与组织之间网络的构建。同乡组织的地域范围可大可小，而对于异乡，则一乡为同乡；对于异省，则一省为同乡；而在省级范围内又可以分别成立以乡、县、市、省为单位的同乡团体。实际上，赣州市旅沪客家联谊会成立前，赣州大部分的县都成立了独立的同乡联谊会或者同乡团体，如安远同乡联谊会、会昌同乡联谊会、定南同乡联谊会、上犹同乡联谊会等以县为单位的同乡组织。但是，旅沪客家联谊会并不是这些县级单位同乡团体的上级领导单位。它们之间彼此独立又相互合作。一方面各个以县为单位的同乡组织有其独立的章程纲领及制度。另一方面赣州各县级单位的成立为旅沪客家联谊会的成立搭建起了初步人脉网路；而旅沪客家联谊会在更广阔的空间上对各县的同乡团体提供信息、资源等方面的支持。这种组织间网络的构建，不仅有利于在微观层面上增强同乡群体的聚合力，也有利于在更大的网络上构筑组织的影响力和获取资源的能力。 　　（三）组织之外的网络关系延展。现代同乡组织的领导，往往身兼几个社会职务，通过多层公共领导职务，以建立组织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一方面不仅能提升他们在组织内部的威望，另一方面也能通过他们所处的多重网络为组织提供各种资源。不仅在同乡组织领导层面重视搭建组织外部网络，同乡组织也非常重视将活跃在上海各界的党政军等知名人士吸纳到同乡组织中来，以拓展同乡组织的社会网络，为组织提供各种政治、教育、商业资源。通常同乡组织会将他们吸纳到联谊会的名誉会长和顾问的职务上。如旅沪客家联谊会六名现任名誉会长和九名顾问中，三人为原赣州市政府部门人员、一人为崇义县驻沪办主任外，其余都是活跃上海党政军及教育界及商界的知名人士。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