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运动型治理内在逻辑、矛盾冲突与反思超越.docVIP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运动型治理内在逻辑、矛盾冲突与反思超越 　　摘要： 　　运动型治理以一种灵活高效的治理方式，打破科层制的常规运作模式，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通常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运动型治理的发生动因和持续演进有着合理的逻辑因素，即政绩合法性的逻辑、执政党政治的逻辑和地方自主性的逻辑。随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运动型治理方式面临制度性冲突和组织间冲突，导致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资源在政治体系内部消耗过甚，原本具有灵活精确的治理模式变得成本巨大，难以维持。以制度为框架，增强运动型治理方式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耦合性，反思运动型治理的历史脉络、演进形态、制度基础和治理逻辑，有助于深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理论认识和经验总结，超越国家治理的固有范式。 　　关键词： 　　科层制；常规型治理；运动型治理；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8）03-0054-10 　　一、对运动型治理的多元解读 　　当前学术界对运动型治理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也争议颇多。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探究运动型治理的理论走向与实践道路，使之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与要求之中，需要坚持立足本土思维，拓展研究向度，构建崭新的理论框架。 　　（一）运动型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特征 　　运动型治理，又称之为“动员式治理”“专项整治型治理”。它是和依托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常规化治理相对应的一个术语，不同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治理理论”等描述的一种对治理主体、治理范畴等理念的新变化，而是与上述理论所依赖的官僚制组织结构相对的，掌握着治理资源和政治权威的决策集团或领导层，自上而下地整合组织资源，启动政治动员进行的治理方式，这一政治过程及其行为策略共同构成了运动型治理的基本要素。它根植于中国自革命时代以来的特殊国情，最初的力量源泉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威和合法性资源。当国家以总体性支配的方式垄断全部重要资源时[1]，就会抑制社会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活力，形成僵化迟滞的体制机制，只能在组织内部以运动型治理的方式不断激发组织活力和创造力，直至随着边际效用的递减发起下一次运动。 　　（二）理论探索与争鸣 　　在对运动型治理发起机制和生成动因的研究上，有学者从新中国的革命教化政体所固有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所面临的强大绩效合法性压力进行分析，认为该政体下革命的意识形态资源为运动型治理提供了内生性动力机制[2]。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则更多地从党和国家的官僚组织网络结构出发，提出运动型治理是在发达的科层制官僚网络僵化的局面下，为了突破组织弊病而进行选择的迫不得已的政府行为，这类学者从组织学的视角思考常规政府组织的弊病，强调党和政府的被动选择导致了持续不断的运动型治理[3]。配套于常规治理模式之外的运动型治理在应对专项事务的高效表现成为治理工具单一、治理资源匮乏的基层政府的无奈之选，其以非常态治理方式嵌入政府组织的常规治理之中，并越发呈现出一种治理选择的路径依赖。 　　对运动型治理的内涵价值的研究，早期学者主要研究运动型治理对常规政府运作规则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常规政府科层组织正常存在的情况下，运动式治理的间断性和非正式性对常规政府工作的冲击和治理成效的反省[4]。近期随着学界将注意力转向地方具有典型色彩、治理目标效果突出的个案，一些学者开始探究工具理性视角下的运动型治理的现实必然性和存在合理性[5]。虽然执政党能够通过引导和控制国家权威，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将国家运动的实际范围大致控制在自己预先设定的政治场域内，但由于国家运动与生俱来的政治属性抵消和瓦解了其中的技术治理色彩，国家运动的溢出效应会对社会公众和政府组织的价值取向和制度认同造成巨大冲击。 　　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对运动型治理的发展趋势与嬗变目标开展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6]。有学者从政策过程的视角将运动型治理看作一种非制度化的治理实践，认为运动式治理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存在价值矛盾，从而提出治理“范式转换”的必要性[7]。也有学者从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出发将其视为一种非常规治理工具，探索科层组织如何持续性地吸纳这一治理手段，使其在保持运动型治理的高效时还能避免对常规政府运作的冲击[8]。 　　还有一些学者跳出基于政府治理研究运动型治理的传统视阈，将其扩展到中国政治语境下“党―政”关系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塑造，使该领域研究在理论深度上进一步加强。他们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组织实践，分析结构严密、运作高效、嵌入社会方方面面的各级党组织，研究其发动广大的干部群众、进行动员型政治运动的过程，认为从新中国的建立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以革命型政党的组织技巧和动员能力配合整齐高效的政府科层制管理体制，实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