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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敦煌社会消费研究方法定位 　　摘要：以“唐宋时期敦煌社会消费”作为研究范围，以传统历史文献和敦煌文献作为资料来源，借鉴中国社会史与西方日常生活史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以力图接近唐宋时期敦煌地区消费生活原貌最为研究目的，最终确定将“社会群体消费”作为“解剖”的核心概念。 　　关键词：唐宋时期；敦煌；消费；群体；研究方法 　　有关唐宋时期敦煌社会消费的研究工作，学界尚处起步阶段，多集中于对该历史时期敦煌社会民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探讨。以“消费”角度切入并作为分析、论证主线的研究工作，数量较少，尚未形成科学的研究体系，诸多薄弱领域和空白点仍需着力探讨。因此，深入开展此项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自1909年王仁俊先生首刊《敦煌石室真迹录》至今，敦煌学已走过近百年历程，前辈学者著述丰硕。但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讲：“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界正经历着重大的转折，一方面是史料的迅速数字化，使得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变得容易起来；另一方面是相关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使得中国历史研究的课题更加广泛。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虽然属于比较传统的研究领域，但也经历着同样的过程，也受到“新史学”的冲击。[1] 　　那么，在冲击之下，该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与方法解读唐宋时期的敦煌社会呢？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敦煌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时期。“与前代相比，绿洲的孤立性更加明显，在人员交流被限制的同时，帝国的一元统治制度也取代了在这个狭小地域里形成的各种集团的自治体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如此边远、孤立的社会与中原社会的进化能够并行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认为，敦煌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包含了能与中原社会共同发展的诸多因素。”[2]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又有哪些因素呢？池田先生讲得这个“并行发展的过程”，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经济问题，更是包含有诸多因素的社会问题。 　　吕思勉先生认为，史学的根本就在于“认识社会整体及其变迁”。[3]“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这是朴素的正确的历史发展观点。”[4] 　　应该选择一个怎样的视角去审视这段“过程”呢？ 　　“人类社会是在征服、利用自然的活动中形成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社会生产不断为人们提供衣食住行的物质资料，保证了人们的消费，然后可以从事其他社会劳动，所以人类的历史活动，首先是以满足生活需要的衣、食、住、行生活资料的消费为基础的”。[5]既然消费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础，那么站在“消费”的角度，就是解读历史时期人类活动、自下而上审视社会变迁的最佳角度之一。 　　公元1900年5月26日，5万余件敦煌文献随莫高窟藏经洞的开启而一起问世。在这些文献中，保存有大量与收入和支出相关的珍稀文献，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同时代的传统文献相比，它们更加鲜活。又因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使它们即具地域特色又具时代共性。因而，有效运用相关敦煌文献，并与传统历史文献互相补证，“还历史以血肉”[6]P1，在“新史学”大背景下，借鉴社会学、社会史的相关理论，以“消费”角度切入，尽力恢复、模拟那个“并行发展的过程”[7]，揭开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群体消费行为与区域社会变迁之间关系之谜的企图，就成为筛选与界定研究范围的最终动因。 　　在史学之外，有关“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领域，而与此直接相关的学科分别是“消费经济学”和“消费社会学”。究竟哪一个角度，或者说哪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更适合解读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消费问题呢？在历史学科内，是否就有这样一种方法呢？在大量的文献搜索与反复思考之后，最终选择定位于社会史的研究视野之内。 　　黄正建先生讲：“日常生活史研究‘日常行为’，‘在小群体层面上探寻历史动因’，认为历史画卷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一笔笔描绘出来的。从具体著作看，他们关注的重点在衣食住行。但是在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并没有形成规模或形成学派，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8]张广达先生讲：“特别是因为年鉴学派运用的模式和范畴多限制在中世纪社会，少数上溯到古代，这更加有助于研究唐史的人们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扩展思路。学术思潮间接启发扩大选题的情况过去如此，未来也会如此。”[9]所以，在思索本课题的研究方法时，更多地借鉴西方年鉴学派理论、以及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日常生活史派理论。[10]同时，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先生《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以及岸本美绪女士《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中，关于共同体与社会变迁，历史转型时期民众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