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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物平安时代王室生活中的必需品 　　关于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的文化，日本教科书中是这样讲述的：从“唐风文化”转向“国风文化”。更进一步的描述是，平安时代初期，“唐风文化”占据优势。但到了宽平六年（894年），由于日本朝廷停派遣唐使，来自唐朝的文化影响减弱，“国风文化”遂开始抬头。 　　随着假名文字的创设，日本“国风文化”大放异彩：和歌空前繁荣，《古今和歌集》成书；《土佐日记》等日记文学不断涌现；《竹取物语》《伊势物语》乃至《源氏物语》等物语文学迅速发达。 　　诚然，将日本古典文学在“国风文化”的框架内予以把握并无不妥。假名文字是洗练的贵族文化的表征，它为日本古典文学的隆盛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但是，“国风文化”果真是在废止遣唐使之后，在锁国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文化吗？“国风文化”这一概念，归根结底，又是如何得以建立的呢？ 　　试图剥离汉文化 　　在历史学领域，日本“国风文化”原本只是古典文学中的一个用词，“国风暗黑时代”的提法始于20世纪30年代。小岛宪之氏在其《国风暗黑时代的文学（中卷上 以弘仁期的文学为中心）》一书中认为，“国风暗黑”一词在学界的流布，归功于其老师吉泽义则。小岛宪之称，昭和十年（1935年），吉泽义则担任“日本文语史”课程，授课中使用了“国风”“暗黑”等字眼。 　　实际上，种种迹象表明，在近代日本这个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风文化”这一概念与日本文化宣导的自立等意识一起，在日本文学史当中得到了建构。 　　近代以来，出于国民文学的需要，日本文学被赋予了优美的特征而被大加称颂，借以与中国文学的雄壮、西方文学的精致相抗衡。如此一来，平安文学被奉为日本国民文学的圭臬也就不足为奇了。 　　继被称作“近代国文学之父”的芳贺矢一之后，东京帝大副教授藤冈作太郎在所著的《日本文学史教科书》也是把日本文学史作为国民精神的历史予以把握的。他将平安朝的美术和文学之纯化为国风与遣唐使的停派相联系，赋予二者某种因果关系。而且，不仅仅是平安文学，在美术中，亦可见到诠释“国风”的具体表现。 　　在近代日本国家建设的进程中，需要自己独立的国民文学的历史，也即要编纂日本自己一国的文学史。此时，作为他国文化的汉文化，就必须被剥离出去。因此，在没有遣唐使的情况下，在锁国体制下发达起来的“国风文化”的独立性这一意识形态，遂被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换言之，日本文学史为近代日本国家与国民的自我认同提供了支撑，这个思考模式，又催生了“国风文化”这一概念。对此，很有必要将其置于相对化的语境中加以重新认识。无可辩驳的是，“国风文化”这一概念是对10世纪到11世纪的文化的某一侧面的过度强调。 　　东亚贸易圈 　　准确地说，作为“国风文化”前提的遣唐使问题，并不是废止，而应该是日本朝廷在采纳菅原道真的建议予以中止之后，未再恢复派遣。须注意的是，宇多朝以后，根本不必依赖遣唐使这样的正式的朝贡使，物品、信息等都可以从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入，可以确保交流。所以，停止朝贡的状态才维持了下来。由此可知，并非如通常所说的那种情形――单纯由于中止派遣遣唐使，所以实现了由“唐风文化”向“国风文化”的转换。 　　而使得这种物品、信息、人之间的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是联通东亚世界的贸易圈。“国风文化”，非但不是在锁国的文化环境下孕育而成，而且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唐的文物制度，这种文化便无从谈起。在此意义上，和风文化可谓国际元素至为丰富的文化。 　　醍醐天皇因下旨敕撰《古今集》，而被视作“国风文化”的始祖。即便是他，也一样使用舶来品，确立了唐物御览（日本天皇观阅唐物，分配给臣下的仪式）这样的机制，并将之作为宣扬浩荡皇威的场域。 　　其父宇多天皇，让位之后仍致力于聚敛舶来品。承平元年（931年），从皇宫御室搬到仁和寺藏宝阁的御物中，据说就有大量来自于大唐、渤海国、新罗的舶来奢侈品。 　　可以肯定的是，在平安京这个都市中，财富积累得越多，对唐物这类奢侈品的欲望也就愈旺盛。朝廷当然会实施贸易管制，贵族们则想方设法突破这种禁制之网，地下交易之风盛行。“国风文化”就是在消费舶来奢侈品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洗练的都市文化。 　　唐物――舶来的奢侈品 　　那么，通过贸易输入的舶来奢侈品，也就是所谓的“唐物”，具体都有些什么东西呢？ 　　欲要了解唐物的详细品目，在稍后的时代，亦即平安时代后期成书的藤原明衡的《新猿乐记》可资参考。据该书记载，贸易商“八郎真人”经手的唐物，多达53个品目： 　　沉香、麝香、衣比、丁子、甘松、熏陆、青木、龙脑、牛头、鸡舌、白檀、赤木、紫檀、苏芳、陶砂、红雪、紫雪、金益丹、银益丹、紫金膏、巴豆、雄黄、可梨勒、槟榔子、铜黄、绿青、燕脂、空青、丹、朱砂、胡粉、豹虎皮、藤茶碗、笼子、犀生角、水牛如意、玛瑙带、琉璃壶、绫、锦、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