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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言学时期中西语言研究的对比 　　在对语言研究的历史进行分段研究时，人们一般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以前的历史时期称为传统语言学或古代语言学时期，把19世纪以后的语言研究称做现代语言学时期。中国、印度、希腊是语言学的三大发源地。本文将就传统语言学时期的中西语言研究进行对比和探讨。 　　 　　一、语文学时期中西语言学研究的共同之处 　　 　　(一)目的相同 　　首先，注释和传播文化典籍是中西方语言学发展最初发展的共同动力。在传承经典文化的过程中，训诂、文学和音韵的研究在我国显得格外地突出。“在经典阐释的母体里孕育的中国古代语言学，自初生起就涵泳于语义一文化的双向建构之中，逐步形成了以‘训诂’为框架的独具人文精神的研究规范。”训诂学的目的是解释古书词语的意义。中国最早注释的古书是孔子编著的《春秋》，为之作注的书籍有《春秋左氏传》、《春秋?Y梁传》和《春秋公羊传》。在注释的时候，其中涉及到了一些语法上的问题，只是这些关于语法的解释还非常零散。训诂学的代表性著作《尔雅》，则是一部解释经书的分类词典，其中所选用词语大多来源于当时通行的经典著作。在西方，《荷马史诗》是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长篇史诗组成，是西方第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也是希腊文化的精华，成书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定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希腊语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读懂这两部史诗，在公元前6世纪时，雅典就有人对《荷马史诗》作校勘和注释的工作。到公元前四世纪时，在亚历山大里亚发展起来的语法学派的学者亚里斯塔克斯以研究荷马史诗的文本而著称，他的学生狄奥尼修斯的《读写技巧》对后代西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其次，古代的中西方都非常重视文化和语言的传承。中国古代很注重儿童的识字，古人把语言文字学叫做“小学”。“小学”原本指“八岁至十四岁的幼童读书的学校”。与此相应，也产生了许多孩童识字的课本，如《苍颉篇》、《急就章》、《太甲篇》、《训纂篇》等。在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期，雄辩和演说相当盛行，修辞学也就很受重视。尤其在古罗马时代，7岁至12岁的儿童在读完小学之后，就要进入文法学校，主要学习文学和语言，当时有希腊文法学校和拉丁文法学校，学成之后，就进入修辞学校，专门接受演说和雄辩的技巧。因此在这个阶段的古希腊和罗马的修辞和语法的专著很多。 　　 　　(二)地位相同 　　传统语言学时期的中西方语言学研究最初都与哲学和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传统经典的注释和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使得语文学时期的中西方语言研究总也摆脱不了哲学和文学的束缚。“中国的语言研究最初也是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任务。”在先秦的百家争鸣时期，荀子、老子、墨子、公孙龙子等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论述自己观点时多次涉及到语言的话题。“墨子谈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荀子在儒学的基础上，公孙龙在名学的基础上各自发展了孔子的‘正名’之论。”基于相同的语言研究背景，导致了传统时期的中西方语言学研究具有相同的地位，即通常所说的附庸地位。语言学研究尽管早就开始，但是真正系统的独立的语言学研究并没有起步，而是附属在其他学科中。“中国古代语言学被称为经学的附庸，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没有独立的地位，仅以，小学’的形式附属在经学之下；二是许多小学家本身就是经学家，甚至是先成为经学家而后才成为语言学家；三是小学的主要著作是作为研治儒家经典的手段和工具而出现的，是为经学服务的。” 　　 　　(三)对语言的初始认识是相同的 　　人类思维的共同本质，决定了中西方对于语言最初认识的一致性。我国古代关于“名和实”的争论与古希腊罗马语言学研究中关于“词与物”关系的研究基本相似，实际上关注的都是形式和意义的关系问题。我国的荀子在《正名篇》中明确提出“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古希腊哲学家对于形式和意义的争论主要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本质论”派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规定论”派，本质论者认为名称与事物的意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必然的联系，名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是与实际相符的；规定论者则认为词和意义的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他们的观点和荀子的观点基本一致。之后的斯多葛学派还进一步把注意中心转向语言的本质问题，认为语言的外部形式表达了有关人类本质的内在真实。 　　 　　二、语文学时期中西方语言研究的不同点 　　 　　从主流上讲，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终究不是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学。西方的语法学时期，尽管在研究的背景、目的和地位上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点，但最终走向了和中国语言学研究截然不同的方向和道路。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研究对象不同 　　传统时期的中西方语言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区别显著。传统的中国语文学研究主要以文字、词汇和语音为研究对象，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