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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创新与人性设计的探索历程 　　经济体制是约束、刺激与鼓励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范，它通过一系列规则与条例界定人们的经济活动空间，引导人们采取规范的行为。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定或人的行为假设的基础上，倘若没有关于人性的思考作为制度体系的基础，它将无法寻找到自身运作的动力源泉，那么经济体制也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它存在的合理性就会遭到质疑。 　　在社会主义建设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中，体制选择和人性设计一直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中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开始迈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即将到来，今天的中国也将面临如何完成知识经济的体制供给问题。在体制的选择、设计与创新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目标和体制目标的相容并进问题，即作为一定经济体制的前提和基础的人性假定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内在地蕴涵了“道德人”的人性思考，而“经济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性基础，但是“道德人”与“经济人”在理论上的偏颇与在实践中的困境逐渐为人们扬弃，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即将来临，“文化人”的重要意义正日渐凸现。 　　 　　一、 道德人――计划经济的人性基础 　　 　　建国初期，在基本完成国家统一和政权巩固的任务之后，富国强民的赶超战略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的中国经济基础薄弱、资源匮乏，为了把有限而分散的资源积聚起来，资源配置方式必须具有极强的动员和集中能力。这样中国就吸收了苏联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资源配置制度。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不仅对经济资源配置做出统一的计划，而且政府还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供给如公社制、单位制、身份制等，有效地控制着每一生产要素的流动和流向。 　　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特别是在建国初期的短缺经济中，为了保证国家在遭受外来威胁与自然灾害的恶劣环境下生存发展，保证紧缺的物质资源能够配置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以初步实现工业化，计划经济确实很有必要。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安排带有很强的“刚性”，这里的“刚性”是指这些规则是由政府制订和强制执行的，人们不能超越计划者设计的计划范围去想、去做。“自己工作中的许多事情是被计划安排好的，你干什么事情，怎样干这种事情，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干事情，干到什么程度，要按照计划执行，自己很难作主，难以自主作出选择和决定”1。 　　如果我们深入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暗含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人性的思考：计划经济体制能够建立并得以运行，必须奠定在道德人的人性假定的基础上。“社会经济行为主体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利益的差别和冲突，它们是在思想、道德上充分发展和完善的个人，个人也不再是经济人，个人需要与社会的需要完全一致，甚至能够服从社会的需要” 2。这种德行完善的行为主体即道德人的本质特征，是不计酬劳和个人得失。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公正、公平、大公无私的，经济决策者“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他经济主体也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纯粹的人”。由此可知，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意蕴就是依靠个体内在的思想觉悟来引导经济主体理性的、规范的经济行为，解决个人目标和计划目标的统一问题，以达到社会系统自身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然而，现实中的大多数人是否能遵守这一要求呢？不能否认，在实践中的确会有人牺牲奉献，以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但是现实中的个人大多是有利益追求的，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3。计划经济体制同样不能泯灭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大多数人身上体现为一种比较一致的、强大的力量。这样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运作逻辑前提就为它设置了必须解决的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将现实中的大量存在的追求利益的人改造、转化为至善至纯的道德人。这也是计划经济在完成人性设计的第一步即道德人的人性假定的基础上，而进行的人性设计的第二步即道德人的人性改造。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的生命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将现实中的自利人教化成为利他人。因此，五六十年代频繁出现的思想文化运动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出于逻辑上的圆满自足需要而进行的人性改造工程，其目的是为了塑造臻于完美境界的利他主义的道德人。所以这些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 “私心杂念”，压制个人对于利益的追求，实质就是净化道德人的生存空间。 　　 　　二、 经济人――市场经济的人性基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道德人的人性基础否定了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只承认国家和集体利益，束缚了个性化的发展。而且政府还通过公社制、单位制、身份制等制度安排卓有成效地控制着每一个社会单位和成员的一切活动，不仅造成了经济运行的僵死和落后，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也压制挫伤了社会成员的创造力，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