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歧义与判断迷失.docVIP

价值的歧义与判断的迷失 　　摘要：“价值”一词的诸多歧义及人们对它的误读导致司法判断模式上的迷失以及该领域内“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其在刑事法学领域亦有突出表现。这带来的诸如将规范判断误认为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引入事实判断中等谬误对当下中国法治造成深远的负面示范效应。必须在司法判断领域将此种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驱除出去。 　　关键词：价值；司法判断模式；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价值判断；规范判断；事实判断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3-0098-06 　　一、 法律价值之歧义 　　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等实证主义者认为，正如马克思?韦伯的“理想类型”跟任何形式的评价无关一样，实证主义者可以基于分析的目的建构卖淫的理想类型，也可以建构宗教领袖的理想类型，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先知或妓女作为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代表堪称该方面的典范或应当被仿效。莱特认为，“在选择或形成任何用于描述像法律或法律秩序这类人类事务诸方面的概念中，评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决定性的构件”和主张评价问题包含了“决定哪些要件是实践理性的真正要件”两者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后库恩时代和后奎因时代科学哲学上一个无可争辩的“常识真理”。但是绝对不能由此立论：描述性工作的前提要求有关菲尼斯所称的“实践理性”判断，或从某个视角看，哪些能够被认定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那么该种视角就是“实践观点”[1]（pp.167168）。 　　在此，莱特区分了认识论价值和道德价值。前者详细说明了在理论建构和理论选择中我们渴望的、有益于发现真理的迫切需要之物：证据上的充分性（“保存现象”）、简明性、对于构造健全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最小程度的损毁（方法论上的保守主义）、解释上的一致性。尊重这些价值――即便像简洁性这样明显的实用价值――我们将获得知识。道德价值是那些有关实践理性问题的价值，如有关一个人应怎样生活，一个人对他人的义务是什么，一个人应当支持或服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问题。描述性法理学像“常识真理”那样对这些问题说“不”。它认为，对于实现法学探讨之目的，单单认识论上的规范就足以阐明法律现象[1]（p.168）。或者如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所说的，该目的无需道德判断即可达成[2]（p.233）。 　　如果就法律哲学而言认识论上的价值也是一种能够促进正义之实现的“价值”，那么不妨将之称为“形式价值”，同时将道德上的、旨在促进良善之生活的价值（即“善”）相应地称为“实质价值”。这样便可清晰看到，司法裁判中对案件事实抑或规范之发现、比较、选择、归类和定性量裁等常规司法作业绝对不同于对个案进行价值评价甚或进行法官造法，前者是实证哲学意义上的形式判断，而后者是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实质判断。 　　即便是在对现实的描述中也需要莱特所说的“评价”以决定哪些现象与理论及其预设相关或不相关、重要或不重要，如果就此声称这种评价也是一种价值判断则大谬不然，因为它跟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上的选择毫无关联。如果说它与价值有涉，也只与上述认识论上的价值攸关。也就是说，一种理论建构所需要的概念、判断、命题、关系和模式等不能欠缺证据上的充分性、结构上的简明性、解释上的一致性等有助于达致真理的价值。经验事实中固然包含着“评价”甚或“道德价值”，但描述性法理学基于分析之目的亦可将之作为“物”对待[3]（p.7），这样既可克制描述者的价值冲动，亦可清除司法者的价值偏好。理论体系固然是对价值关系或道德现象之描述，但描述性法理学基于上述相同之目的亦可将之作为“事实”对待，其目的亦是为了划清认识论上的评价与道德哲学抑或政治哲学上的评价之间、理论抑或司法上的评价与行为人“情绪上的价值选择”之间、司法实务界以守法精神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职业伦理与人类交往共同体以终极关怀为表现形式的生活伦理之间的界限。 　　二、司法判断之模式 　　司法中的判断分为符应性之形式判断和衡量性之实质判断，前者主要指运用以三段论演绎法为主的形式推理方法对个案作适法性判断；后者则指在缺乏有效大前提的情况下，运用以价值衡量、利益考量为主的实质推理方法对个案作论辩性判断，它们通常被分别简称为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只要大前提在规范上是正确的和小前提在事实上是真实的，那么通过符应性之形式判断得出的“结论就具有无懈可击的说服力”[4]（p.473）。因为它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结论已寓于前提之中，法官只需借助该判断形式将之揭示出来而已。事实上，即使是在不得不诉诸衡量性之实质判断的疑难案件中，法官在运用该判断形式获得有效大前提之后，也必须重拾以三段演绎法为主的符应性之形式判断展示大小前提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正当化其裁判。 　　法律规范当中本来已包含了立法者对于生活事实是否是“重要的”和“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