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建平在最高法院当“审死官”.docVIP

卢建平在最高法院当“审死官” 　　2013年年初，6位北京高校的法学教授，成为最高法院第一批挂职法官。卢建平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第一批走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高校教授之一。有人认为，他们只是去装点高法的风景，也有人说，学者真刀实枪去当法官，如果毫无成果，就不如不去。无论外界看法如何，出任最高法院下属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下称“法研所”）副所长的李曙光认为，首开先河让学者走进内部，能够逐渐改变最高法相对封闭的工作状态，“这是一个开始”。 　　BIG DAY 　　卢建平用“Big Day”形容他进入最高法的那一天。2013年1月14日。对于最高法院，这一天似乎也意味着某种转变。 　　早在1995年，为了广纳人才，最高法院就曾尝试聘请正教授和一级律师任职。不过，当时最高法只能提供正处级的职称和待遇，并需要任职者完全调入，对于已在各自的工作领域有所建树的人来说，这些条件没能形成足够的吸引力，招聘计划因此流产。 　　2011年12月，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在此背景下，最高法于2012年7月制定了《关于建立人民法院与法学院校双向交流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加强人员相互交流。不久，学者进驻最高法计划出炉。 　　“对于是什么级别的官职，我不是特别在乎，”卢建平说，“但以挂职的方式，深度了解中国最高法院的工作，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一个直接的身体力行者，甚至是主角，亲历整个过程，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2012年8月，京城几所著名法学院校纷纷收到最高法院的挂职推荐通知。姚辉、卢建平、郭锋先后成为所在院校的推荐人选；李曙光、薛刚凌则由最高法内部人士推荐。 　　2012年12月28日下午，卢建平正在学校开会，突然收到朋友短信：你在最高法院刑三庭出任副庭长的任命，刚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通过了。那一天，正好是卢建平49岁生日。 　　生死之间 　　过去，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等极个别的案件外，最高法院刑庭的主要工作在于司法解释、审判指导，以至于卢建平在课堂上曾把最高法笑称为“最高法律研究室”。然而，自从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死刑核准就成为刑事审判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刑庭的工作量因此激增，刑庭从两个变成五个。 　　“对生命权的尊重和人权的兴起是世界潮流，死刑的废止已成国际大势。我一直认为，学者应该为限制死刑、废止死刑提供法律理念、理论和技术的支持。法官则要胸怀正义与人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量不使用死刑。”事实上，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也正是卢建平等死刑废除论者极力倡导的尊重生命、限制死刑的环节之一。 　　因此，当需要亲自写就一份死刑核准意见时，他突然有些退却。 “我看过所有案卷，知道这名被告人没有这些情况。而且比他走私、运输毒品数量少的，之前也都核准了。”大概过了20分钟，他终于重新鼓起勇气，走回办公桌前，亲笔写下了他的第一份死刑核准意见。 　　连续两个晚上，卢建平都做了同一个梦：一个五官漂亮、肤色棕黑的小伙子，走到他面前，要和他说话。他使劲想，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小伙子刚要向他倾诉些什么，梦就醒了。自那以后，他对死刑复核更为审慎，总想千方百计寻找一条“不杀”的理由。 　　“核”或者“不核”，杀还是不杀。这样一群有法学硕士、博士、教授头衔的法官，聚在这幢闹市中的僻静办公楼里，讨论案件时，使用的就是这些含义极为简单、几乎没有什么法律色彩的词。这不免让人觉得有些怪诞，也有些过于残酷。 　　外界常说，法官判决死刑多了就麻木了。可时间久了，卢建平发觉，事实恰恰相反，越是上了年纪的老法官，在复核时越谨慎，他们想的不是“该不该杀”，而是“有没有不杀的理由‘或者’是否可能杀错”，更多时候，在一番激烈辩论后，老法官们会一声叹息，“唉呀，这样的人，杀了又有什么用啊！” 　　不久前，一起死刑案件复核的审判长联席会，卢建平因故没有参加。会后，庭里一位59岁的廉政监察员一见卢建平，就一把拉过他，惋惜地告诉他：那天投票一共11个人，最后结果是5对6，主张“杀”的多了一票，“要是你来了，咱们就有希望拉平，被告人可能就死不了”。 　　除了年龄和阅历，对证据、法律尤其是政策的把握尺度，都可能影响死刑核准结果。此外，核准与否与法官个人承担责任的多少也密切相关。卢建平发现，一些疑难案件之所以最终提交审委会，就是因为在合议庭和审判庭，法官们与案件接触得久了，对案件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较难问题很难决断，难以做出那个最终的决定。 　　“如果能够改变审、判分离的状态，更加强调法官的个人责任，判决或者核准死刑时，法官们可能会更加谨慎。”卢建平说，“相反，采用合议制或民主集中制，责任被分散了，适用死刑的比例就提高一些。” 　　然而，法理与文明是一个层面，另一个难以逾越的是被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