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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的判定与分类研究 　　摘 要：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发凡》阐释了修辞标准和修辞分野两大问题，并指出了修辞的评判标准是适合题旨和符合情境，修辞的两大分野是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这些开创性的理论，为其后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与发展给予了科学的引导和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陈望道；积极修辞；消极修辞；《修辞学发凡》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16-0124-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16.045 　　陈望道先生是中国现代修辞学思想的开拓者之一。他所写作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其中借鉴西方修辞学的积极成果，就汉语语言特点，阐释了汉语修辞的标准和分野，在现代汉语修辞学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修辞学发凡》指出，修辞运用的主要标准和依据就是看是否适合所属论题的题旨和情境，修辞的两大分野就是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科学运用。 　　一、语言“说写”与修辞的判定 　　陈望道先生指出修辞运用的标准是要适合题旨与符合情境。“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1]《修辞学发凡》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切实的自然的修辞，必定是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生活的表现，为达成社会需要所必要的手段。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1]“题旨”即指“说写的事项、所要表达的思想”，“情境”则包含“写说”目的、对象。“题旨”与“情境”都为必要，两者相辅相成。只有确定了题旨，在此基础上考虑相应的情境，写说才能完整；只有符合了情境，将题旨蕴含于明确的情境中，写说才能生动。 　　如以张爱玲《金锁记》为例。作者刻画主人公姜长白时描述道：“多半他准备先声夺人，借酒盖住了脸，找点碴子，摔上两件东西。末后他会坐到床沿上来，耸起肩膀，伸手到白绸小褂里面去抓痒，出人意料之外地一笑……”在此选文中，“题旨”即凸显姜长白这一旧社会负面人物形象；“题境”即作者意图借助此文学形象抨击女性不幸沦为旧社会旧生活方式的牺牲品。“题旨”与“题境”相辅相成，分外契合。作者巧用“盖”“找”“摔”“坐”“耸”“伸”“抓”“笑”等字眼，鲜明生动地刻画了一个鄙俗、幼稚、懦弱而又猥琐的男性形象，让人不禁联想并同情起旧社会生活中挣扎的妇女，表达效果强烈。在此基础上，题旨明确，情境契合，方可保证写说完整与生动。 　　只考虑题旨，忽略情境会造成用词不当，而只考虑情境，忽略题旨会造成虚空生硬。例如： 　　例1：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刘勰《文心雕龙?指瑕》） 　　例2：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例1中，刘勰《文心雕龙》指出，《武帝诔》《明帝颂》将帝王的遗体比作像蝴蝶的昆虫，只考虑题旨，忽略对象，用词不当。例2中，苏轼《邢赏忠厚之至论》一文批评过度用典，指出其“只顾情境，不顾题旨”的风气也当纠正。只有“题旨”与“情境”包容，在写说中兼综使用，使得“言有文”而“行可远”。 　　二、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的“分野” 　　陈望道先生将修辞划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修辞的分类问题是《修辞学发凡》的核心内容，也是陈先生修辞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修辞中的消极与积极的划分主要从题旨和情境出发，没有褒贬色彩之分。消极修辞侧重于应合题旨，即说理论事以自然、社会的因明、逻辑关系为常轨，是抽象的，具有概念性的辞格；积极修辞侧重于应合情境，即价值的高下全凭意境的深浅而决定，是具体的，具有体验性的辞格。二者虽有界限，但也联系紧密。 　　在文章和话语中，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不断碰撞与融合。消极修辞讲求语义明白，内容准确，但在达到内容、语义的明确、通顺后，就会在语音和句式上寻求进步，向积极修辞靠拢，使语句更加完整，更具特色。同时，消极修辞也是积极修辞的基础，没有题旨的准确，写说就会虚假生硬，只有在句义准确的基础上，寻求辞格、辞趣的变化，写说才能形象、生动。例如： 　　例3：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老舍《骆驼祥子》） 　　例4：诗人们会在一件小事上写出整本整部的诗，雕刻家在一块石头上雕得出骨血如生的人像，画家一撇儿绿，一撇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