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处理灾难冲击与资源得失日本地震中媒介角色及其影响分析.docVIP

信息处理灾难冲击与资源得失日本地震中的媒介角色及其影响分析 　　[摘要]2011年3月11}3，日本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遇难及失踪人数达27475人(新浪网，2011)。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但本次地震震级之高，伤亡人数之多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本研究将探讨日本地震发生后媒介在传达地震信息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人们对媒介信息的处理方式，如何影响个人对日本地震的认知，以期加深学界及公众对媒介与灾难事件关系的认识并为媒体报道引导正确而有益的公众思考提供参考。 　　[关键词]日本地震；信息处理；灾难冲击；资源收获与损失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综述 　　关于灾难事件对人的影响，例如9?11事件、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汶川地震、卡崔娜飓风等(Propper et a1.，2007；Bond＆Harrison，2008：Seo et a1.，2011)，国外学者已有诸多研究。这些研究多聚焦于灾难事件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心理压力以及创伤后的心理恢复等。日本地震发生后，中国学者的相关文章开始见诸纸上。他们多采用思辨的视角来比较中日媒体对于日本地震报道的差异并分析其中可借鉴之处(陈力丹，2011；赵日迪，2011：董天策，章琴丽，2011)，但很少关注中国民众对相关报道的解读，及其如何受到影响。本研究试图采用资源收获与损失的辩证视角来研究日本地震发生后，未直接经历地震的国人对于日本地震的认知形成过程及其如何看待地震所带来的资源得失。 　　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 　　受众是积极的，会使用特定的媒介内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斯坦利?巴兰等，2004)。同样媒介报道的灾难信息是否会给受众造成影响，也是受众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暴露、记忆与认知的结果。关于信息处理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是“详尽可能性模型”(ELM)和启发/系统模型(HSM)。这两种模型都认为人们处理信息时存在两种路径：中心/系统路径和旁/启发路径。当使用中心/系统路径时，人们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对论据进行详尽的思考；而使用旁/启发路径时，则会更多关注于信息的提示性线索(Chung，2007)。目前有大量的相关研究，既有将其作为自变量，研究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对于信息劝服的影响，例如，Griffin et al.(2002)发现对危机信息(risk information)的系统式处理方式与受众评估(evaluation)、态度及行为信念(behavioral belief)的加强呈积极的正相关。还有将其作为因变量，考察哪些因素会影响个体的信息处理方式，例如研究发现受众价值观与信息价值观的契合程度会影响其信息处理方式(Thomas，2005)。本次研究，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信息处理方式如何影响个体认知，所以会将其作为自变量来考察。 　　灾难冲击(intrusion) 　　灾难事件往往会给人带来多种复杂的心理冲击和震荡，如噩梦、巨大的心理压力等。Mardi等人(1979)发现，人们面对灾难时总会经历回避(avoidance)和冲击(intrusion)两个阶段，并以此两个维度来测量灾难事件对个体的影响(impact of events)，其中回避是指故意忽视事件的后果，感觉钝化，行为压抑和情感麻木；冲击则指灾难事件发生后，个人会不自禁地想起或联想到灾难场景，产生会困扰自己的梦境以及较大较强的情绪起伏和行为重复。 　　亲历灾难会极大地影响个人的身心，不过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民众能在任何灾难事件发生较短时间内获知相关信息，所以，个体即使远离灾难现场也同样会受到灾难事件的冲击(Esparcia＆01mos，2001)。例如，弗吉尼亚“枪击案”发生后，使用媒介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不仅很难避免媒介的相关报道，还会因此造成心里担忧与压力(Bond＆Harrison，2008)。从这一角度出发，给远离灾区的个体造成冲击的灾难事实上是经过媒介中介化的灾难(mediateddisaster)。因此，在本次日本地震中，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接触并关注日本地震的中国民众，也会受到媒介相关报道的冲击。日本地震及核泄漏，给中国民众带来,QN上的压力与影响，一经谣言催化，便在中国多个城市发生“抢盐风波”。 　　信息处理与灾难冲击 　　在过去的研究中，HSM模型常常作为自变量，在关于信息接受者如何处理劝服信息(Bryant＆Oliver，2009)、政治信息(Chung，2007)和危机信息(Griffin et a1.，2002：Lee eta1.，2003)中使用的较为广泛。因为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动机和能力，致使他们在处理信息时，有的偏向于较为理性和深入，有的偏向于感性和表浅。例如，有关政治传播的研究发现那些越是更加努力地进行信息处理的个体，越会对候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