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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史迪威当警卫 　　王楚英1923年出生于湖北黄梅，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缅印战区，为美国史迪威中将当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对这位将军，王老(下文的“我”)记忆颇深 　　 　　“娃娃上尉” 　　 　　1942年，史迪威受美国政府派遣，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驻华军事代表，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率领数百教官、技术人员帮助训练中国军队使用美国武器，学会正规合格战术。3月3日上午，史迪威来到缅甸，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侯腾少将派我开车去接他，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不料史迪威开口就问：“你这个上尉是哪位达官贵人的子弟?”原来，史迪威对国民党的官场有一定了解，我这么年轻就能到此任职，想必出身显贵。 　　侯腾少将赶紧解释：“王楚英上尉是平民子弟，‘七七事变’后，他参军时才14岁，参加过淞沪会战，是不怕死、会打仗的娃娃排长，得过“云辉”、“忠勇”等勋章……他下巴的伤疤是在江西瑞昌作战时，为救18军军长黄维留下的……现为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将军的机要参谋……”史迪威这才高兴，主动与我握手，一路上跟我详谈了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日军现状和可能动向、英军的士气和指挥官的素质等，他始终称我“我的孩子”“我的小骑士”。 　　几天后，林蔚将军给史迪威选派了中校联络参谋和少校警卫队长，没想到史迪威说：“如果不介意的话，请把您的机要参谋，也就是前几天给我开车的‘娃娃上尉’派给我，当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我相信自己的选择。”我这个19岁上尉就这样跟随史迪威深入缅甸战场。 　　 　　“美国大叔” 　　 　　在史迪威身边工作了两年多时间，感觉他的带兵之道和治军思想很值得借鉴。史迪威在中国生活了13年，会说汉语和一些方言，能用汉语讲述岳飞精忠报国、勾践卧薪尝胆等历史故事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等文言文，经常跟中国官兵聊家常，亲切地称基层官兵为“我的孩子们”，他写给妻子的家信中也说到“中国士兵太可爱、太可敬了”。下层官兵们都亲切地称他“美国大叔”。 　　不过史迪威对高层军官比较严格，刚到缅甸时，跟随他多年的副官多恩中校设置司令部，但没有把作战室布置好。史迪威讥讽道：“你们看这座楼像旅馆吗?多恩中校做一个旅馆的经理人倒是蛮称职的。”当看到我把作战室布置好之后，他表扬了我，严厉批评了多恩。 　　在定战斗决心和作战计划时，他总是召集下属军官充分发表意见，包括我这个“娃娃上尉”，用他的话说：“不论官职大小，人人都有发言权，有义务陈述自己的见解，这正是诸位尽职尽责的表现。”与此同时，他着眼实战，练兵严格到苛刻程度，也让中国远征军的战斗技能和军官的指挥水平提升明显。 　　后来远征军初战失利，史迪威非常痛心，总结失败原因：一是英国人背信弃义，使中国军队失去侧翼掩护；二是远征军装备和训练不足，空地协同战和机械化战争更是无从谈起。之后他在印度和云南昆明等地建立训练中心，为中国训练了几万名官兵，在反攻阶段，他带领中国远征军取得一个个胜利。 　　史迪威极富战略眼光地主张修筑从印度通往中国的公路，在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上力排众议。蒋介石在庆祝中印公路通车之日，宣布以史迪威将军之名给这条公路命名。 　　 　　史迪威与国共两党 　　 　　由于史迪威的专业素养和人格魅力，蒋介石对他最初的印象挺不错，甚至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由史迪威担任缅甸中英联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在给杜聿明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训话时，要求他们“绝对服从史参谋长的指挥”，对史迪威的一些建议和要求尽量采纳；但关键时刻，蒋介石并不信任史迪威――设在缅甸的参谋团名为史迪威的参谋部，实际上受蒋介石控制，史迪威没有提拔、奖惩军官和执行军法的权力。第200师在“同古会战”中被日军包围，杜聿明向蒋介石请示撤出战斗，史迪威竟不知情，而这却成了蒋介石指责史迪威“失职”的证据。 　　出于权力欲望和大国傲慢，美军参谋们总是鼓动史迪威与蒋介石争夺指挥权，而史迪威看到“国军”军官水平有限，就在收复缅甸前向美国陆军部请求调数百名军官来华，准备将团长以上军官和特种兵营长都换成美国人，这遭到了蒋介石和中国军队的强烈反对。蒋介石认为这是军队的主权问题，美国人当联络官、顾问可以，但不能当指挥官，这使原本只考虑军事问题的史迪威很不高兴。 　　依我看来，史迪威跟蒋介石的矛盾根源不一定是官面上说的主权国格问题，最核心的利益问题是美国援华大量物资，包括中国人缅甸远征军的后勤补给，基本由史迪威核算调配。每当史迪威的作战意见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时，就以辞职或者减少援华物资相要挟。致使蒋介石非常不满。 　　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在淞沪抗战期间损失惨重，而中国落后的社会工业基础和腐败僵化的官僚政府造成无数阻碍，使得重建一支精锐军队非常艰难。蒋介石手下的中央军嫡系损失后，很难迅速恢复战斗力，反倒是桂系、川军等由于早期没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