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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对话近十年国外研究理论与实践 　　摘要：从公共对话理论发展的谱系来看，自古希腊以来，关于对话和协商的研究便是许多经典政治哲学家讨论的主题。近10年来，由于社会治理实践层面的需要，国外学者在一个新的层面对公共对话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主题涉及到公共对话的形成、公共对话的理论基础、公共对话的意涵和公共对话的合法性维度等。在实践层面，公共对话被成功地运用于教育、环保、科技政策和社区治理等公共管理领域。当然，一些现实的理性主义者也批评了公共对话在公共领域，特别是在科技发展政策领域运用的局限。 　　关键词：公共对话；公民参与；国外研究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4－0143－07 　　 　　从公共对话理论发展的谱系来看，有关对话和协商的研究可以追索到自古希腊以来的许多经典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包括古典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启蒙时代的洛克、霍布斯、卢梭和杰斐逊；19世纪的马克思和近代的阿伦特、弗雷勒(Friere)和20世纪哈贝马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 　　尽管理论研究者一直在发展公共对话，但在管理行政起主导作用的工业社会，由于官僚制组织是一个封闭的协作管理体系，社会治理领域本应有的公共对话扭曲为行政官僚的“命令”或者官僚制度的“独自”。后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合作治理推动公共对话成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在政治领域、公共行政领域以及科技政策领域得以广泛实践。基于实践的需求，近10年来国外研究者对公共对话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从国内研究的情况看，公共管理方面的研究者对这一新的社会治理机制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为了梳理近十年来国外学者在公共对话研究方面的成果，我们对他们的研究所涉及到的有关公共对话的形成、公共对话的理论基础、公共对话的意涵和公共对话的合法性维度等六个方面的主题进行了总结。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我们认为，公共对话机制是促进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长效机制，为了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如果在社会的不同领域、不同组织和不同利益层面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共对话机制，就意味着对社会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做了一次新的尝试，有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形成。 　　 　　一、公共对话的形成 　　 　　公共对话在社会管理中的运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同当下人们的社会治理价值观互动的结果。随着社会物资基础的发展和文化的丰富，人们越来越依据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社会治理：世界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性的。社会现实多样性的存在，意味着社会价值观、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在公共领域，要实现公共利益，就必须在促成多样性的社会组织及其价值观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妥协，融合成具有新意涵的公共意志。基于人们的社会治理价值观的改变，社会治理机制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旨在促成多样性价值观融合和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公共对话，基于一个合作的时代而再次流行。 　　当然，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公共对话再次流行的缘由各有不同。 　　第一，在政治领域，公共对话的形成是公民权运动发展冲击西方政治民主制度的结果，也是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完善社会环境治理决策模式的结果。在美国，黑人消除种族隔离的公民权运动，对这一新的治理机制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有研究者认为，“最初产生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公民权运动，不但促进了参与公民权运动的组织的各种技能的发展，而且促进了面对公共问题时，不同的利益群体处理公共问题的方式的改变。公民运动使公民认同了通过公共对话解决公共问题的新途径。基于这一治理思维，只有通过公共列话形成的意见才能成为可以接受的民意，才有可能逐步发展成为法律条款。” 　　在促进公共对话形成的政治因素中，“下一波冲击随着20世纪80年代环保诉讼的复杂性而涌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环保问题成为主要的争论议题。由于反对者和利益团体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开始基于法律进行联盟而不再把彼此视为敌人。但是，合法的诉讼程序费时且昂贵，特别是当案件涉及到数十个或数百个团体，并与很多复杂问题有关时，就更是如此。所以，在许多环保案诉讼中，人们开始寻求替代性的方案。”在这一基础上，“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复杂问题。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利益相关者通过公共对话讨论环保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环保政策。”这些论述粗线条地勾画了公共对话在政治领域中出现的时间和缘由。 　　第二，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对话的形成和发展是完善传统的决策模式和公民参与模式的结果。有研究者认为，公共对话的出现是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意识到了“决策一宣告一辩护”模式的缺陷，从而希望开创参与者与代理官员“共同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