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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瓶颈问题分析 　　摘要：原告适格理论是制约公益诉讼发展的瓶颈问题。由于诉讼法曾经有过的从属于实体法的地位。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实体法上的当事人才被作为诉讼当事人，传统的原告适格理论也就将诉讼原告界定为与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但随着公益侵权案件的增多，传统原告适格理论日益凸显出对公共利益保护的无力，已经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于是，认为只有自己合法利益受到违法侵害的人才具有原告资格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本文在质疑传统原告适格理论的同时，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为保护公共利益应突破传统原告适格理论的羁绊。 　　关键词：公益诉讼；原告适格理论；传统；突破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03-0099-04 　　 　　在我国，公益诉讼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学术讨论和研究的范围，它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松花江水污染事件，陕西的“华南虎照事件”等案件，囿于传统诉讼形态下诉权专属于“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思维定势，这些案件大多以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而告终，这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公益诉讼的控诉方设计必须突破传统诉讼形态下诉权专属于“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思维定势，通过法律直接赋予主体独立诉权，扩大诉讼主体范围，即保障任何个体均有权为维护社会公益，代表国家起诉违法行为人。公众的广泛参与无疑能形成对侵害社会公益行为有效威慑的监督制约。 　　 　　一、对传统原告适格理论的质疑 　　 　　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分别对起诉权作出了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四个条件之首就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否则，因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4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行政诉讼中目前原告诉讼资格已有所扩大。2000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解释》第12条、13条的规定，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到相邻权、公平竞争权的情形也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中。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就不再解释为权利义务的增减、得失。只要某个行政行为对某个人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原则上该个人或组织就具有了原告资格。“J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了三种自诉案件。以上三个诉讼法关于起诉权的规定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点基本上是原告必须是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这是我国诉讼法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误区：认为只有自己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的人才具有原告资格。这种理念的弊端在于忽略了公共利益的存在，关闭了对这些权利的救济之门。在19世纪的英国和1940年以前的美国，也是如此，当事人也只有在法定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起诉资格。这种对原告资格进行限制的受案标准被称为“直接利害关系”原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是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影响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公共利益。这种以“直接利害关系”为原则确定原告资格的作法，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 　　对原告资格的限制是基于这样一种担心：如果原告资格范围太宽，就会有很多人滥用诉权，相应主体则被裹缠于大量毫无实际意义与价值的诉讼当中。影响效率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担心显然缺乏坚实的依据，因为法院会进行审查，只有利益关系人才能得到允许提起这类诉讼，那些无事生非者和干涉他人事务的爱管闲事者将被过滤掉。无论如何，当今社会的生活如此繁忙，没有人会把时间金钱和精力浪费在这种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诉讼上，除非这个人出于纯粹的慈善动机使自己对这个事业负有责任。退一步说，即便出现了滥诉的情形，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保障公民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纠正不法行为的需求远非一种可能的滥诉所能比拟。正如威廉-韦德先生指出：法官过去本能地不愿意放松有关地位问题的规定。他们害怕这样做会“打开闸门”，法院将被诉讼所淹没。他们还害怕没有个人权利争议的各方当事人也不能把案件的辩论进行得美好。但最近，这种本能已被另一种情绪所取代，法律必须设法给没有利害关系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居民找到一个位置，以便防止政府内部的不法行为。否则没有人能有资格反对这种不法行为。 　　 　　二、主要国家原告适格理论的发展 　　 　　为谋求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问题的妥善解决，各国普遍强调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应与其他法上的诉因有所区别。实践中法院不再拘泥于法律权利原则，即原告必须能积极证明其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已经或正在遭受侵害，而是采用事实上的损害标准。即原告只要提出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