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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控制废弃物国际贸易法理分析 　　废弃物国际贸易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环境损害，而且有加剧之势，面对经济利益和环境标准的差异，必须采取全球控制的方式，这是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要求的，是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需要，维护人权与保障人权所必须，强化国际法律责任的任务使然，也是国际环境保护标准统一化的目标要求。 　　[关键词]废弃物；废弃物国际贸易；全球控制；法理分析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10-0234-05 　　杨华(1972―)，男，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系副教授，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上海 200062)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废弃物国际贸易的风险防范及法律规制研究”(项目批准号：07CFX02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废弃物国际贸易的风险防范及其控制”(项目批准号：06JC820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据统计，全球有害废弃物正以每年3亿吨的速度剧增，其中90%来源于发达国家，而这些废弃物大部分运往发展中国家。据报道，欧盟每年向亚非拉68个国家出售有毒垃圾1.1亿吨。20世纪90年代，世界垃圾贸易的总值在9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全球矿产资源贸易的一半。早在2000年，垃圾的贸易额已达到5000亿美元。这就构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物的大转移[1](P20-21)[2](P81)。我国是废弃物国际贸易的重灾区，自首例“洋垃圾”进口案之后，据中国媒体公布的统计数字，2003年中国塑料垃圾、废铁、废纸的进口量分别是1990年的125倍、50倍和21倍。垃圾是目前美国对中国的第三大出口品，仅排在飞机和半导体之后，超过大豆和电脑。据《青年参考》报道，美国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高达70亿～80亿吨，其中仅淘汰的旧电脑就有3亿台。它们中的80%被运到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中国又占了其中的90%[3]。对于废弃物国际贸易问题，我们看到废弃物国际贸易有很多危害，从功利角度来进行评价，其违反了受害人应当享有的环境权利，使得受害者必须花费更多的代价来消除影响；从道义的角度来看，废弃物国际贸易是一种典型的环境殖民主义，违反了伦理道德。与我们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不相容的，因此，必须通过法律从功利和道义两个方面来规制其行为。就废弃物国际贸易的控制性立法方面，有其必要性，下面从法理学的视角对其必要性加以分析。 　　 　　一、利益衡量和波特假说理论是全球控制废弃物国际贸易的法益基础 　　耶林认为，法律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实现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结合，从而建立起个人与社会的伙伴关系。赫克认为，法律的每一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的冲突：法起源于对立利益的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4](P129-131)一般而言，很多具有环境危险性的行为同时也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或社会有用性。比如原子能利用、石油运输等。但是在制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侵害，比如核污染、原油泄漏等，因此对这些行为的实施必然有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不能完全放任这种行为发生，废弃物国际贸易的控制也是一样，它注重“利益衡量”，即废弃物国际贸易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废弃物国际贸易的现状正在发生着危害人类、环境和社会的现象，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超过了一定的程度，为人们所无法忍受，危及人类的持续发展，为法律所不允许。所以，对其控制到了必不可少的地步。正是基于这一法律价值判断观，美、德、法等多数国家的环境立法，无论是行政控制还是民事救济，甚至刑事处罚，都带有浓厚的“利益衡量”色彩，以促使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环境管制所产生的社会利益，必然会以增加厂商的私人成本为代价，其中隐含着抵换关系，担心严格的环境管制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GDP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不但机会成本很高，同时也降低厂商的竞争力。而Michael Porter于1991年首度提出环境管制能够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主张，另一位Class van der Linde教授也支持此论点，他在1995年发表了文章，进一步详细说明环境管制如何经由创新而提升竞争力的过程。Porter同样认为，严格的环境管制能够引发创新、抵销成本，不但不会造成厂商成本增加，还有可能产生净收益，使厂商在国际市场上具竞争优势，这就是波特假说理论(Porter hypothesis)。波特认为：(1)环保与竞争力并不必然相互抵触，严格的环境管制可刺激厂商从事技术更新，藉此提高生产力，有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两者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抵换关系。(2)应该以动态观点衡量竞争力，各国不该再停留于传统静态的分析模式，而必须以动态的观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