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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幸福研究方法论分析 　　摘 要：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提出的“肯定的”与“否定的”幸福研究方法曾为学者们研究幸福提供重要理路，幸福与不幸也成为个人幸福探究的重要向度和尺标。马克思既从“幸福”的肯定方面出发阐释幸福，也从“幸福”的否定方面“不幸”出发来追求、实现幸福，这为从事个人幸福思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视角和思路。针对瞿秋白幸福研究的方法论战现象，以“疏离”为现实出发点，以疏离的“意识性转化”为实现路径，成为瞿秋白与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幸福研究的重要方法借鉴和理论依据。这不仅为全面认识诸家幸福思想提供导向，也为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树立支杆，更为推进瞿秋白幸福思想研究――这一瞿秋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趋势的理论新探索和再创新确立现实存在性和发展前瞻性的意义。 　　关键词：肯定与充分；否定与必要；瞿秋白幸福思想；疏离；意识性转化 　　中图分类号： B0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5-0035-06 　　对于“什么是幸福”，每个人都觉得能够给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要做出一个彼此共通的答复就变得极其困难。同样的，就写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不单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从某种科学的角度来看、从对人类所提出的意义来说，幸福问题虽然足够吸引人，但却因为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而极易把探讨者引入迷途与困惑。因此，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说：“最好的办法是首先把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达到这种分析所通过的角度，好好地规定一下。”[1]谈论瞿秋白的幸福当然也不例外。在合理引证瞿秋白幸福存在的前提中，必须要好好整理一下这些“规定”与“条件”。因为接触幸福问题的方式多样，观点自然不同。规定角度与方法是用科学的幸福理论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寻求幸福的重要前提。亚当?沙夫就依据研究的“出发点”（departure），将人类探讨幸福的方法概括为“肯定的”（the positive approach）与“否定的”（the negative approach）两种[2]。然而对这种观点表述也颇有一些异议。因为就保证个人的实际幸福研究而言，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不够的，如何实现辨证的方法论意义是关键。 　　一、“肯定”意义与“充分”条件 　　纵观中西方的幸福发展不难发现，在幸福进入科学的视野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幸福内涵的把握和幸福路径的追寻是通过“形而上”的探索来完成的。即从正面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规定一个幸福的个人的主观状态所应有的种种因素，规定享有哪些利益的总和才可以算是幸福。 　　西方的幸福思想发端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现在看来，可以就观点、依据、方法等的不同将当时思想家们分为不同门派，其中以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就是从正面角度、“肯定”意义上研究的典型。赫拉克利特就指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追求理想幸福生活，人的精神快乐高于肉体快乐。其名言：“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也是幸福的。”[3]这鲜明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幸福立场和幸福观点。赫拉克利特显然不觉得单纯的感官快乐就是幸福感受，他从正面意义上定义了自己对精神快乐的解释。对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言，他们的幸福观在理论上有明显的承接关系。他们一致反对把感官的享受当作幸福的观点，他们更从正面角度和肯定意义上分析了何谓幸福、何谓幸福的人。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的著名命题。他主张，只有道德的人才是幸福的人，道德是一个人能否获得幸福的必然的和基本的条件，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他们公正、正直，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那么，他们就是幸福的人[4]。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中都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幸福思想。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写道：“一个供所有的人当作奴隶驱使的人怎么能称得上是幸福？每个正确地生活的人，都应该允许自己的各种欲望能够尽可能地大，而不要去抑制它们，……这正是出自于本能的和值得赞美的事情。”[5]柏拉图还将幸福看成一种和谐的状态，他在《理想国》中完整地描绘了他对“完人”的形象，并称这种人是完整的、适度的、和谐的、幸福的人。可见，柏拉图为人们铸造了一个关于幸福的“模板”，看着这个模板就可以判断自己、他人是幸福还是不幸，以及幸福或不幸的程度如何。之后的亚里士多德在继承以往伦理思想基础上，对幸福做出了不同于两位老师的定义和理解。亚里士多德将幸福定义为：“合于德行的现实活动。”[6]亚里士多德遵循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美德、至善看作与幸福同质意义的概念伦理，但具体的理解和解释却出现了差异：亚里士多德以为，在德性与善之后必须要进行现实的活动，这才是幸福。他认为，一个人虽然具有善的品质，但是如果这种善的品质不能产生善的效果，那么就不能称之为幸福。在这里已经依稀有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实践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