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医师丈夫隐瞒妻子病情案思考.docVIP

关于台湾医师丈夫隐瞒妻子病情案思考 　　一、案情介绍 　　被告人简某为台湾嘉义荣民医院家医科医师，与被害人汤某系夫妻关系，简某明知汤某因患类风湿性关节炎而一直服用类固醇等药物，简某以专业医师的身份，决定照顾汤某并成为其主治医师之一，使得汤某能够在幸福的恋爱之中控制病情。然而，正如中国一句古话所云“久病床前无孝子”，当然久病床前也无好丈夫，简某在与许某认识之后，深深感觉照顾汤某好累，乃决心以消极不作为之犯意，刻意不施以救治。在民国九十四年七月间，汤某发现右乳房有不正常分泌物并出现硬块，向其深爱及信任的丈夫兼医师的简某求诊时，简某的答复是：“不用担心，我会随时帮你留意！”使得汤某不疑有他，导致延误向其他医生就诊的时机。后至九十五年初，当汤某右乳房流出血丝，乳头涌出鲜血，再次向简某求诊时，简某触摸之后，又故意不当一回事说：“无大碍，可能是洗澡太用力所致，流血并不表示什么，或只是女人内分泌失调或者精神过度紧张所致。”使得汤某再次失去实时诊治之时机。当汤某自己感觉情况不妥要去荣民医院看乳房专科时，简某怕其他同事知道他们是夫妻关系，故厉声禁止，并表示：“我就是家医科医师，再看别的医师也是一样！”仍然给予无关的类固醇药物服用。至九十五年末，汤某乳房疼痛的频率越来越近，疼痛的程度也越来越剧烈，但简某仍然置汤某的生死与不顾，反而公然在嘉义与许某举行订婚仪式。直到九十六年三月间汤某因病倒经家人送至财团法人孙逸仙治癌中心医院就医急诊，才发现汤某已患乳癌第三期，其存活率由第一期的百分之八十三降到第三期的百分之四十以下。在汤某已患癌症晚期之时，简某不仅在探望过一次之后就不闻不问，而且还以汤某有重大难治之疾病为由相逼提出离婚要求，以达对许某结婚的许诺。简某给许某的信如是说：“汤之事一直是我心中最痛但我一定料理妥当，在安定甜蜜下，求你答应，但给我时间。” 　　二、争议分析 　　此案一出，争论纷呈。总结起来，大主要存在四个争议问题： 　　第一，不作为的可罚性是因为行为人具有特定的法律所期待其履行的义务，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义务成为不作为行为中违法性评价的内容和标准。然而，对于这个标准，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有许多争论。具有特定作为义务的人才能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主体，本案中简某是否具有特定的作为义务，是简某成立不作为犯罪的前提。而且本案中被告人的身份比较特殊，是一位医师并且也担任过妻子的主治医师，那么简某到底是以作为医师的丈夫还是作为丈夫的医师具有作为义务，这是本案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 　　第二，本案中，简某首先是消极地不告知汤某患病事实，并且积极讹诈汤某，告诉汤某无须担忧，使汤某不另外求诊，最后在汤某要去医院求诊的时候，简某还喝止汤某前去医院求诊的行为，以致最后癌症恶化，这是不作为与作为并存的双重行为，那么究竟在本案中是作为行为构成犯罪还是不作为行为构成犯罪？ 　　第三，案例出现的结果是汤某处于癌症晚期，并没有死亡。也就是说，难以治疗，接近死亡，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治愈的可能性。而难以治疗正是重伤害的立法定义，因此，也可以认定简某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判断简某到底是构成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是故意杀人未遂，关键在于简某是想让汤某死亡还是让汤某重伤。 　　第四，就是犯罪停止形态的问题，本案中既有作为也有不作为，那么简某究竟是何时着手实施行为，是在发现汤某病情迹象时不声张时，还是在汤某病情恶化之后阻止其去医院求诊时？案发时，汤某处于癌症晚期，还未死亡，那此时简某的行为是构成既遂还是未遂？ 　　三、法理分析 　　（一） 简某不构成不作为犯 　　所谓的不作为，在刑法理论中的解说是“当为能为而不为”，但是在不作为犯的场合下，由于欠缺作为义务的主体与内容的具体标准，容易导致处罚的范围的不确定性。就不作为犯而言，成为刑法意义上的行为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 　　不作为犯成立的前提要件是负有实施某种作为的特定法律义务，刑法理论将基于保证人地位的作为义务，视为不作为犯的成立要件，即负有防止结果发生的特别义务的人成为“保证人”，其中防止结果发生的特别义务就是作为义务。[1]具有作为义务的人就是保证人，反之，保证人就是作为义务人。所以刑法理论首先要确立哪些人是负有防止结果发生的特别义务的人，即确定作为义务的来源。其次，虽然负有作为义务，但是如果保证人不能履行作为义务，也不能成为不作为犯。最后，即使保证人能够履行作为义务，但客观上不能造成危害结果的发生时，仍然不得以不作为犯论处，即成立不作为犯要求行为人没有履行特定的作为义务，会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结果。 　　对于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问题，我国法律缺乏明确的规定，只在真正不作为犯的情况下规定了作为义务的主体，但是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我国刑法理论基本上只是作形式上的探讨，即“形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