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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农田污染防治的制度选择 　　【摘要】我国农田土壤污染问题由来已久且愈加严重。政府虽参与治理，但是成效并不明显。同时，我国农村社会环境发生了明显转变。通过分析农田污染产生的根源，认为自主治理模式或许可以成为有益尝试。并根据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为农田污染治理提供建议。 　　【关键词】自主治理理论 农田污染 农村社会环境变化 　　一、问题的提出 　　较之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着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对农业环境问题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愈加凸显。在历经8年调查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中表明我国土壤环境状况很不乐观。尤其是耕地土壤质量堪忧，其点位超标率为19.4%。随意排放工矿业废弃污染物、滥用化学农药、地膜等产品成为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农田污染引起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仅在2017，河南的“镉麦”事件、河北无极县的非法倾倒废液的行为、江西出现“镉大米”、雄安新区的安新县、容城县、雄县都有类似事件报道。自2004年，国家一直有出台相关土壤防治政策，但直到颁布“土十条”，相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才基本健全。由此导致农田污染问题积存许久，现今治理起来很是困难。 　　同时，我国农村已呈现了全新的面貌。一方面，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释放了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使得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问题突显。另一方面，自2013年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有4年之余。现今在“统”的层面形成了集体经济、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经营服务体系。“分”的层面形成了普通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种养大户等多元经营主体的形式。农村社会环境的改变对于农田污染的防治??题将带来更多的变数。 　　农业环境污染问题密切联系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家粮食安全、振兴乡村等诸多战略目标。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美化农村生活环境才能确保人民大众的粮食安全、才能让农民的心定下来，更加积极的从事农业生产工作、让农民成为有奔头的职业。至此，农业生产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必须要攻克的难关之一、成为我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一项瓶颈。 　　二、文献综述 　　在国内，围绕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最初依靠于两个传统的逻辑：市场力量（冯建2005）和政府力量（高小平2004，李建琴2006）。随着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不断恶化，有学者引入社会资本，认为应当重视社会资本的作用（张俊哲、王春荣2012、肖永添2018、杜焱强2016、王晓毅2014）。闵继胜、孔祥智（2016）指出农村环境问题是国家政策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也有学者从城乡关系的视角，认为城乡社会“断裂”是农村环境污染的深层次原因（李锦顺2005、戴红军2013）。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学者认为，合作治理机制可以较好的平衡农村内部多方的利益关系（冯亮2015、邬兰娅2017）。 　　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农田污染问题，认为目前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随着城镇化、工业化、“三权分置”独特的农地制度的深人，我国目前的农业经营主体正在发生变化，不再是以前的普通农户。以家庭农场、合作社、种养大户、龙头企业为主导的新型经营主体有着多元化的显著特征。对于农田污染，该新型主体的作用可能是双刃剑。但是，有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田污染治理的作用的相关研究非常少。 　　第二，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或返乡创业，以往的农村社会资本发生转变。赖以传统社会资本的监督、制裁方式需要做出变革。 　　第三，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村容整洁”到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宜居”，对于乡村环境治理问题的要求明显升级。如何达成这一目标，我想，自主治理理论或许可能提供一些答案。 　　三、农田污染问题的经济逻辑分析： 　　1.农田污染产生的根源及矛盾：有效制度的缺失 　　亚里士多德曾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会关注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事务。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公地悲剧”、“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囚徒困境”是公共资源治理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问题上，学术界对其持有悲观的态度。 　　农田土壤作为公共池塘资源，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和外部性。在我国农田污染过程中涉及的个体主要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农民、家庭农场成员、农业龙头企业法人、农村合作社成员、工业生产的工厂法人等。为了分析简便对其进行分类，则有一下三类：内源性污染源的生产者（例如，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农户、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法人等）、外源性污染源的生产者（例如，工厂法人等）、第三方（例如，当地政府及村委会等、其他村民）。由于农田土壤作为公共池塘资源，其两个显著的特征使其有了被污染的可能性。首先，非排他性。即一类主体无法将其他三类主体排斥在收益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