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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轼并非音律家探究 　　摘 要：苏轼词是否和音律这一问题，学界争论由来已久，各家众说纷纭，有人说苏轼只是略懂音律，也有人说苏轼精通音律，是音律家。各家对于音律的理解都存在着分歧，在格律方面苏轼作词显然符合要求，但从音律方面来讲，苏轼的词有很多不和音律的现象，不能说苏轼是音律家。 　　关键词：苏轼；音律；音律家 　　中图分类号： I207.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5-0085-04 　　一、格律与乐律之辩 　　词的音律包括词的格律和乐律两个方面。词的格律是关于字数、句数、对仗、平仄、押韵等方面的格式和规律。每首词都有词牌，这是词格式的名称，词的格式有一千多种，填词时应依照词谱所规定的字数、平仄以及用韵等规定，这是作词应讲究的格律。乐律主要指宫调。宫调由七声十二律构成，七声即是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其中任何一声都可以构成一种调式，以宫声为主的调式称之为“宫”，以其他各声为主的调式被称为“调”，合称宫调。乐音的音高标准称为“律”，分六律、六吕，两者合称为律吕。七声配十二律可得十二宫、七十二调，总共是八十四调，唐代及北宋习惯上用燕乐二十八调，这与用四弦定声是有关的，这是古代作曲的音乐理论基础。 　　分清词的格律和乐律，应是探讨苏轼词是否和音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张炎在《词源?杂论》中说道：“词之作必须合律”，夏承焘先生在《词源注》中说“律”是指“合于音律、乐谱”[1]。由此可见，作词最先要做到的是要符合音乐性。古代乐律虽已失传，但仅从格律角度去分析音律问题是站不住脚的。当然，乐律与格律也并非丝毫没有关系，汉字“平上去入”四声的合理运用也有助于乐律的和谐优美，只是两者概念应严格区分。如俞平伯先生在《〈周词定律〈评》中讲到：“词之音律与格律，二者不可分，而以音律为主。如格律必准乎音律，不然于格律何有。若从格律追探音律，则不可得也。”[2]并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又说：“格律者，音律之末，不外归纳前人之作而得一比较一致的轨范而已。然声音亡矣，终不可复。苟格律之俱在，则虽亡不亡，聊胜于无耳。”[3]余先生这段里提到的音律实相当于我们讲到的乐律，指出作词以乐律为主，“格律者，音律之末”实际上说明了两者需区别看待。清人邹祗谟在《词衷》里评《诗馀图谱》时讲到：“俱系习见诸体，一按字数多寡，韵脚平仄，而于音律之学尚隔一层。”[4] 邹祗谟在这里讲到的“字数多寡，韵脚平仄”指的是作词的格律，而“音律之学”就是我们讲音乐范畴的乐律。 　　二、现有材料不能证明苏轼精通音律 　　我们从宋人的各种记载中，能够看到苏轼与音乐有关的信息。在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中有这样的记载：“与客大歌数过而散。”[5]《历代诗余》中的《坡仙集外纪》中写道：“东坡在儋耳，常负大瓢歌其间，所歌皆《哨遍》也。”[6]蔡绦在《铁围上丛谈》卷三中记载道：“尝为吾言：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哄勇，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顶之妙高台，命绦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7]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五引晁以道的话：“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8]。苏轼的《书〈彭城观月诗〉》写道：“余十八年前，中秋与子由观月彭城，做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宿于赣上，独歌此曲，聊复书之。”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曾经有唱歌的经历，但是能唱歌和精通音律是有很大差别的。唱歌可以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爱好，但是精通音律是要求对音乐知识有比较熟练的掌握，并且需要创作。在《东坡续集》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记得应举时，见兄能与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何词。”由此我们也看到苏轼爱唱歌的信息，而且倚声填词，但也不能证明苏轼精通音律。宋人彭乘在《墨客挥犀》中记载：“子瞻常自言平生三不如人，谓差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何用于人？子瞻词虽工，而多不如腔，正以不能唱曲耳。”[9]苏轼自己就曾说唱曲不如人，“词虽工”就是指格律工整，“不入腔”、“不能唱曲”正是说道苏轼的词不和乐律，由此可见苏轼作词不能说是合音律的。 　　赞成苏轼作词合音律的人还举出苏轼的?a括词以及自度曲的例子，但这些证据并不能说明苏轼精通音律。 　　《全宋词》中收录苏轼十二首?a括词，其中在词序中提到?a括以就声律的有如下几首：（1）《哨遍》（为米折腰），?a括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词序云：“乃去归去来兮词，稍加?a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2）《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a括韩愈《听颖师弹琴》，词序云：“公旧序云：‘欧阳文忠问余：琴师何者最善。公曰：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