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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飘后现代美学价值 　　摘 要： 文章从后现代的视角再次解构《飘》，诠释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飘》使读者从绝对理性的真理束缚中摆脱出来，为读者创造更广泛的审美参与空间。这正是进一步诠释《飘》的后现代美学价值的原因。 　　关键词： 《飘》 后现代 美学价值 　　《飘》，1936年出版后立刻成为美国当时第一畅销书，次年获美国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笔者一直试图探究《飘》的后现代美学价值（《文学教育》，2006.11）。时至今日，它已印行85版，创美国小说出版史的最高纪录，销量仅次于《圣经》，并被译成40多种文字发行。在它出版50周年的时候，美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2011年，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爆发150周年之际，美国斯克里布纳书局再次以商业平装本推出75周年纪念版的《飘》，首印4万册。《飘》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由此可窥一斑。《飘》也是在我国流传最广的美国小说之一。《飘》貌似古典的优美情调似乎不足以与现代读者的审美相契合，作者充满后现代意识的追问一直是人们所争辩的：谁是那场战争的正义者？谁是人世间的良善者？谁诠释了人生的意义？《飘》没有武断地给出答案，结尾也是开放性的，使读者从绝对理性的真理束缚中摆脱出来，为读者创造更广泛的审美参与空间。《飘》鼓励和启发读者在理解活动中产生新的、个性的、现实的审美认识，其后现代美学价值一览无遗。 　　一、“飘”乎东西的南北战争 　　在无数对《飘》评论中，作者对南北战争的态度却一直存在争辩：早期评论倾向于从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认为作者是反奴隶制的。比较典型的观点是：《飘》通过对主人公郝思嘉的刻画，从侧面展现了美国南北战争始末和南方人民在这场战争的命运与遭际。与北方的蓬勃发展相比，战前的南方表面华丽宁静，其社会制度却极其腐朽，经济落后，安于现状，注定在战争中失败，落后的奴隶制注定被新文明取代。可贵的是，作者是站在“反方”——南方人的角度上，以人道主义的眼光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社会制度艰难的裂变，值得人们思考。这种评论认为，作者反对奴隶制这种评论未免一厢情愿和片面。在整部作品中，作者对昔日南方的留恋和维护自始至终，而“北方佬”的恶行却不时出现。 　　另一种声音认为，《飘》的作者亲南方的心态是非常明显的。在作者笔下，南北战争归根结底就是“白人与白人”之间的战争，是北方人为了侵占南方的地盘而发动的“可恶”战争，它把南方变成了“地狱”，使得“一个文明崩溃了”。不少人认为这部小说在政治上是维护奴隶制的，在作者的描述中也好像南方成了受害的一方或者说作者并没有把这场战争描述为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飘》站在南方奴隶主的角度维护奴隶制，歪曲了南北战争的性质和进步意义。 　　孰是孰非？作者的叙事并非要给历史下一个确定的结论，谁是谁非存在于读者的解读中。历史的真实性在后现代作品中应该首先注重受众的情感与客观历史的交流，具体地说，一方面以小人物和微观叙事拉近普通观众与历史事件的距离，努力引导受众对历史经验进行多维的、开放式的历史思考，而非盖棺定论式的叙事结果。另一方面是利用怀旧成分勾起观众对过去的主观性记忆，以倡导一种对待历史（与真理）的主观与客观的“视界融合”，鼓励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的过程中大胆地运用主观能动性，使历史产生更多的微观现实意义。其次，表现偏见的“不可避免”与对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怀疑也是后现代作品的一部分（像影片Zelig或《阿甘正传》那样）。后现代影片总是一次次把我们带入近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却又一次次引导我们怀疑其来源的真实性，继而质疑历史真实的绝对客观存在，使得历史的距离感和单一的意思固守荡然无存。 　　在读《飘》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惑着读者，就是《飘》以美国规模宏大的南北战争为背景，但是在作者的描述中却感觉不到战争的双方到底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男主人公之一阿希礼明明知道南方不应该打这场战争，而且知道这场战争是南方必败的，那他为什么还要拼死去打呢？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真实的南北战争存在于读者的解读中，没有定论。《飘》给了读者探寻历史真相的机会，其审美意义超出了是非对错的单纯判定，作品的存在应超越任何历史限制，其所散发出的审美意义应属于永恒的现在。 　　二、亦正亦邪的斯嘉丽与白瑞德 　　“后现代是一种美的回归，是崇高的位置被充满快感的美所替代。”这里优美形式的愉悦和同一的趣味遭到拒斥，美不再处于自律状态而是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是沉浸于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放纵。亦正亦邪的斯嘉丽与白瑞德具有这种特质。 　　思嘉丽的勇敢和能干是评论者们经常提及的。她拯救了塔拉庄园，养活了阿希礼一家，正像有些评论者所言，她是一个勇敢的斗士。而白瑞德，正如同他对思嘉丽所言，斯嘉丽的丈夫们要么是孩子，要么是老人，只有他自己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成熟而且生机勃勃。 　　对于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