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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电子编辑理论和实践研究,大力培养电子学术编辑人才 　　美、英等国的学者把“学术编辑”（scholarly editing）作为一门学科看待，往往把scholarly editing（学术编辑）和editorial scholarship、science of editing、editorial studies（编辑学）作为同义语使用。在20世纪80到90年代，“编辑学”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国际上已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德语和荷兰语分别用Editionswissenschaft和editiewetenschap表示“编辑学”，相当于英语的science of editing；考虑到英语国家的使用习惯，把它们翻译成英语时多译为scholarly editing，需要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时才译为science of editing。所谓“学术编辑”指按照科学或学术的要求从事编辑活动，编辑的对象可以是科技作品，也可以是人文科学的各种作品，不限于专门的学术著作。这些作品按科学要求编定的版本称为“学术版”（scholarly editions）。牛津大学卢?伯纳德、圣母大学卡?奥基夫和维吉尼亚大学约翰?昂斯沃思共同执笔的《电子文本编辑：原则》一文中指出“学术编辑（scholarly editing）作为一门学科包含互相关联的诸程序，它们对被编辑材料的性质、编辑理论的发展和文本出版媒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必须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作出敏锐的反应”［1］。 　　卢?伯纳德是英国牛津大学计算机应用服务部负责人、电子文本编码专家。他在《电子版编码标准》［2］一文中使用了“science of electronic editing”这个术语，可译为“电子编辑科学”或“电子编辑学”。他说，互联网已成为学术交流的主要渠道，已使出版业的体制和编辑的作用发生变化。谈到计算机应用范围的扩大和应用能力的增强使主要的科学领域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时，他写道：“语料库语言学的成就提醒我们这门技术已使词典编纂学、语言教育学甚至语言学理论基础和认识论革命化”，“许多细小的量变接近于一种质变”，他打算以实例着重说明“数据库语言学的技术或科学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给我们提供一种新语言观；……电子编辑技艺或电子编辑科学（science of electronic editing）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提供一种关于文本和文本性（textuality）的新观念”。 卢?伯纳德强调，人与数字文化资源的互动方式跟人与非数字文化资源的互动方式有着质的差别――数字文本采用非集中的、非线性的、联想的认知模式，这是传统的纸印图书难以做到的。 　　以计算机技术编辑图书印刷版早于电子出版物的编辑。意大利学者罗伯托?布萨（Roberto Busa）在1949年开始利用IBM穿孔卡片和计算机技术编辑大型工具书《托马斯著作索引：圣托马斯?阿奎纳斯全集索引和语词索引》。这套书在1974―1980年陆续印行，共56卷［3］。同行专家苏珊?霍基确认这是“人文科学的第一个电子文本编辑项目”［4］。改革开放初期，陈翰伯同志在1979年7月率领中国出版代表团赴英考察。对于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编辑出版中普遍使用计算机的情况，我国出版界是从代表团回国后作的考察报告中第一次获悉的，距罗伯托?布萨开创电子学术编辑事业已整整30年，距美国化学文摘社经过几期试刊后在1961年正式出版用计算机编辑的世界最早的电子出版物――《化学题录》（Chemical Titles）双周刊磁带版也有18年。我国有组织地和系统地开展编辑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出版物的编辑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很少使用计算机。80年代出版多种编辑学专著，主要以作品的抄本和印刷本的编辑工作为研究对象，后来出版的编辑学论著有些涉及电子编辑问题，但不是以电子编辑为主要研究对象。这里说的加强电子编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主要指出版物的电子编辑学研究。多媒体电子出版物是出版物之一种，甚至可以包含影视内容，应该作为电子编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对象。初步设想加强出版物电子编辑研究和人才培养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研究电子文本编辑发展史 　　 　　目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学科的出版物大都要先编制电子文本，然后按需出版印刷版、电子版或混合版。任何学科的建设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电子编辑学也不例外。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二○○六―二○二○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年5月8日公布）的制定和实施，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回答了光明日报记者问，这位负责人着重指出：“总的来说，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定位是追赶型战略，客观地说，还不是赶超型战略。当前我国信息化整体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上位置，近五六年来，我国信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