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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文明”中 聆听古典的回响 熊文军 　　《古典与现代》第一卷，杨国良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２月出版。 ??传说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又据《说文解字·叙》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相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可知古人对写作将会带来的灾祥有着本能的恐惧，文字的产生也本是一件让人敬畏的对神圣行为的模仿。可在今天，写作的神圣化和对文字的敬畏感似乎越来越淡薄了。放眼当下的阅读市场，自动化的语言加上干瘪的思想的所谓畅销书占据了图书市场的绝大份额，对应的是读书变得越来越注重实用性、功利性和“轻松有趣”。也许在一个几乎什么都可以“快餐化”的现代社会里，大多数人都沉醉在一种“啃甘蔗”式的读书中——只讲究片刻的过瘾，而全然不顾汁水既尽，惟余满嘴沉渣——少了古人读书如食橄榄式的余味悠长。 ??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来讲，他依然沉醉于在“浩淼”的书海中去寻觅一部真正的书，一部涵括着真理与经典、充满人性温暖、给人带来智性启迪和精神陶冶的书。它无关功利与实用的技艺，而只关注属“灵”的人。于喧嚣浮躁中，手捧一部这样的书，就如同聚三五旧友，品茗对坐，谈古说今，时而逸兴云端，时而叹惋释怀，时而则又是互通灵犀的静默，在灵魂的共契中获得精神的愉悦与智性的长养。案头平放着一本装帧精美、新出版的《古典与现代》（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２月版），在笔者看来就属于这样一本真正读书人要寻的书。此书系由学人杨国良主编，是一部融思想性、学术性与文艺普及性的大型人文丛刊；全书栏目众多，内容丰富，妙章佳文，名家云集。值得特意说明的是，辑中文章执笔者虽多为学院内的知名学者，但集结于此所编发出的文章，都一改往日学术图书中“学院式”写作的冰冷面孔，篇篇写的见情见性，文字背后透露出的人文知识分子情怀可触可摸，同时又不减损文章内在的思想学术深度。编出这样的丛刊，在笔者看来，实乃是为当下真正的读书人构筑了一片精神徜徉的净土。主编杨国良君早年曾留学海外，又长期在高校内从事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这重背景使此书在创制初期就显示出跨越中外，会通古今的理念，故名为《古典与现代》。在一个“碎裂化”和“多样性”语调甚嚣尘上，强调生活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下，此番抱负与视野不可谓不立意高远。 ??置于全书之首的是由张丰乾执笔，著名汉学家杜维明先生的访谈录——《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文学科方法论》。丛刊初创，约得如此大稿，在笔者看来这篇关于人文学科方法论的访谈录可以说是为全书的创立确立了一个精神标杆。作为一名有着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学者兼公共知识分子，在这篇访谈中，杜维明教授以开阔的文化视野，重点谈了在新的形势之下，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上的沟通借鉴和“默会”，力避学科研究方法上视域的狭窄。顺着这样的思路，杜维明教授由此深入接续谈了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谈学术研究的职业化的倾向，谈“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世界影响，谈公共知识分子在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沟通互动意义，谈双语阅读写作和翻译在两种语言间可形成的融通互补，谈不同宗教、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应当具备的“听德”意识。归结为一点，是讲求中外文化与文明打通齐观的一种开放意识，用杜维明教授的话是“对话文明”，在“对话文明”中互通有无，在有意义的地方知识全球化中互相推助。在一个“球域化”的时代，一切地方文化都不再可能独立运转，而成为全球文化；多元文明间对话互动的日趋频繁和日趋深广已是不争的事实。想来这也是《古典与现代》强调“接异域之气”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杜维明教授的这篇访谈录诠释和深化了《古典与现代》自我期许的理念与格调；那么总览这期创刊号的文章，可以说十翼这篇《人生那平静而悲伤的音乐——关于灵魂及文人的事情》所探讨的“文人与灵魂”的话题则构成这期丛刊的统摄性主题。文章是十年前的旧文，是作者在新千年之际对个体外在求学成长经历与内在精神游历所做的一篇千年总结，但是十年后读来依然能感受到文字内在的呼吸。读着这些带着作者脉动与体温的文字，让人相信一个人的文字是与其心性、灵魂有着“互文效应”的。在个体的生命游历中，作者细述世界各类宗教及宗教教义，做着灵魂有无的“天问”。在确证人不仅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更是“一棵有灵魂的芦苇”下，焦灼的追问化作了内心的安宁。这里确信存在的灵魂已非宗教神秘主义意义上彼岸的救赎，“灵魂的事情”更多指向的是日常现世，它是“关于文人的事情，或叫知识分子的事情”，因为文人的天职应是“纯洁的守护者”、“灵魂的守护者”。浸溺在十翼文字裹挟来的情感浪潮中，笔者更愿意把这种个体心灵史的追溯读作一大批人文知识分子心灵史的描摹。他们属于这样一批人：他们承受了历史所带来的生活磨难和难以愈合的情感创伤；他们怀揣救世的理想和“背十字架”的责任担当意识；在时代浪潮的疾速转型中，他们也遭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