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审法院权威受尊重.docVIP

PAGE PAGE 1 終審法院權威受尊重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 今年1月18日，律政司向終審法院送交有關莊豐源聲稱擁有居留權一案的“上訴人案由述要”。這份文件包括要求法院須就《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隨後，政府此舉被指損害了法院的威信，僭越了終審法院的獨立司法權，並企圖破壞“一國兩制”的原則。 2. 對於這些指控，我們不能不作回應。 3. 政府要求終審法院應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理由，對錯與否，我不打算申辯，這有待法庭決定。但是我會解釋政府為甚麼認為，在該述要中要求終審法院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提請釋法是恰當的。 4.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列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 5.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在援用方面所引起的難題，須有待終審法院解決。在第一宗(1999年1月)審理的居留權案件(吳嘉玲案)中，法院在決定是否需要就《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或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前，考慮過案件是否屬於“某些類別的情況”和“屬於必要的情況”，以及符合“主要條文”的準則。法院決定無須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 6. 但是，人大常委會後來（1999年6月）就這些條文發出了一項《解釋》。《解釋》的序言指終審法院沒有“依照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有關條文。 7. 在另一宗（1999年12月）終審法院審理的居留權案件(劉港榕案)中，首席法官指出，人大常委會對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的解釋，有別於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中所採用的解釋。有鑑於此，首席法官認為法院可能需要在遇到適當案件時，重新考慮“屬於某些類別的情況”、“屬於必要的情況”以及“主要條文”等準則。這宗訴訟大可能是一宗適當的案件。 8. 毫無疑問，終審法院在若干的情況下，是有憲制責任提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條文進行解釋的。在這宗有待裁決的案件中，終審法院須解決的問題，是應否就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尋求人大常委會的解釋。 9. 有評論人士已經斷言法院無須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不管他們的看法是對是錯，他們也不應過早在法院外討論此事。終審法院會在聆聽控辯雙方的法律論點後作出決定。這是普通法對辯制度的運作方式。要讓法院獲得充足協助，以作出正確決定，控辯雙方的律師就必須竭力進行爭辯，向法庭闡明所有應該考慮的事項。 10. 政府就本案向一名私人執業資深大律師尋求法律意見。該名資深大律師表示，終審法院有足夠理據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有鑑於此，政府認為必須向法院提出這一點，否則法院就不可以在作出決定前，獲得應有的一切法律協助。政府提出釋法要求是恰當的做法，這是不容置疑的。 11. 李柱銘議員在報章發表文章，認為律政司司長應該履行更重要的職責，即維護本港法律制度，所以不應該要求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可是，李議員沒有說明，根據本港法律制度、《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原則的規定，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個情況。事實上，根據有關規定，我們顯然需要恪守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至於誰可以決定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是否適用於本案呢?李議員似乎認為律政司司長可以決定，並認為她必須決定該條文不適用於本案。不過，根據《基本法》，上述條文適用與否，是由終審法院來決定的。律政司認為，如果有理據支持條文適用於本案，終審法院就應該聽取有關理據。 12. 律政司司長把事件提交終審法院審理，是對終審法院在新憲制架構下享有的終審權表示尊重。若不把事件提交法院審理，則是對法院不尊重。 13. 實施《基本法》初期，論者不應該聲稱確切知道《基本法》所有條文的涵義，尤其是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的涵義。正如李柱銘議員曾經指出，立法機關擁有法律條文的解釋權在普通法制度下是前所未有的，建立案例才能夠辨明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的真正涵義。 14. 在莊豐源案中，終審法院可能不接受政府釋法的要求，並自行解釋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的涵義，屆時政府會接受終審法院的裁決。又或許終審法院認為本身有責任把《基本法》有關條文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再由人大常委會決定該否解釋有關條文。假如人大常委會決定不對條文進行解釋，終審法院可以自行作出解釋。假如人大常委會解釋有關條文，則是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確立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