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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价值追求与现代社会生存信念 　　［关键词］ 制度； 公共领域； 公民社会共同体 　　［摘 要］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缺少整体性的价值理性共识，它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的表现，因此其构成文明、公正、健康的现代政治国家的核心治理理念，同时也是现代公民社会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之偏狭的“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意味着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的选择。 　　［中图分类号］D018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257-2826（2006）10-0026-05 　　 　　一个社会是否需要一个理性的价值共识，这个问题早在19世纪就已经被欧洲社会学家提出来了，比如涂尔干，他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理性价值共识，必然会分崩离析。托克维尔更是明确地指出：“不难理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1］（P525）但是现代化以来的市场经济实践本身能否建立起这种共识？这是一个未能得到很好回答的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有一个社会共识？当市场经济把人们从各自血缘的、宗教的、家庭的联系中捡出来，转变成为一个个在市场当中相互竞争、追逐自身利益的独立个体，这些每时每刻地发生相互冲突的利益主体之间能否建立一个社会共识？ 　　 　　一 　　 　　社会共识的基础一定是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命运。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感觉到与共同体休戚与共的那种感情纽带的联系时，共同体的意识才能形成。而市场经济的日常意识，很难形成“社会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关怀。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上在中国社会得以确立，原先作为一种“理想”的市场社会已经成为每一个民众的日常生活现实。广大中国民众在全面享受市场所带来的自由、个性、平等等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种种便利的同时，也真切、深切感受到了市场法则――优胜劣汰竞争的残酷无情。显然，我们已经面对、正在面对并在将来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仍然要面对的是作为铁一般事实存在着的“市场机制”和坚挺的“市场理性”。 　　20世纪30年代以前，传统经济学描绘了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制度能自动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完美世界。但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性大危机，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无所不能的美妙幻觉，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市场制度的缺陷：一是市场的不完全性。事实上，市场机制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条件是市场的完全竞争。但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所要求的原子型企业结构、企业自由出入、资源充分流动性、信息完全性等条件在现实中是无法满足的。现实中的市场结构总是不完全的，它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垄断因素。而垄断因素的存在必将导致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从而使市场机制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二是市场的外部性。在经济学中，所谓外部效应，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不表现在他自身的成本或收益上，却会给其他经济主体带来好处或坏处。外部效应的存在，是社会利益与生产者自身利益存在差距。在正外部效应的情况下，生产者给社会带来利益，但自己却不能因此而得到报酬，这时私人利益小于社会利益；而在负外部效应的情况下，生产者给社会带来了危害，自己并不一定为此支付足够抵偿这种危害的成本，这时私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三是市场与公共产品问题。公共产品是为公共需要的满足而生产、供给的物品。所谓“公共需要”，并不是社会系统的需要，而是许许多多的个人的需要的集合。公共产品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的消费的减少。私人产品消费的利益是完全内在化的，即消费者可以获得对私人产品消费的全部好处，其他人无法从中受益。这样，市场机制就能有效地调节私人产品的供求，且优化资源在私人产品之间的配置。但在现实中，市场机制对公共产品的调节却无能为力或调节作用甚微，因为当甲购置了公共产品以后，他并不排他性占有或消费公共产品；同时当其他人购置了公共产品时，也并不排斥甲对该公共产品的消费。可见，尽管人们都存在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但公共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任何人都不愿意购置公共产品，从而使得即使在最完善的市场机制下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