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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禁婢举措及其效果评析 　　摘要：在妇女解放运动影响和国际联盟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32年颁布《禁止蓄奴养婢办法》，试图采取强迫登记等办法解放婢女。南京国民政府于1936年颁布的《禁止蓄婢办法》，在继承《禁止蓄奴养婢办法》的基础上，对禁婢步骤及善后工作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比如对登记后拒不解放婢女的主人要送交司法机关处理，在解放婢女的同时严禁婢女买卖，等等。但从实际情况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禁婢办法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禁婢举措；婢女解放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3-0122-05 　　婢女问题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社会变革进程中遇到的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然而，从既有成果看，民国时期的婢女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仅有的几篇论文或侧重于区域婢女救济或侧重于民国时期的禁婢运动，①对婢女问题的研究尚缺乏比较系统的考察梳理和分析评价。本文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禁婢措施及其实施效果做一深度考察，以期丰富和充实近代社会史和妇女史的研究。 　　一、南京国民政府禁止蓄婢的背景 　　早在1909年12月，清政府曾制定《禁革买卖人口旧习酌拟办法》②。1910年1月，宪政编查馆的修订法律大臣在修订《钦定大清现行刑律》时，吸收了《禁革买卖人口旧习酌拟办法》的基本内容，以正式立法的形式宣告了人口买卖的不合法性。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禁止买卖人口令》规定：“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如令，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予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③ 　　1921年7月，时任广州军政府大理院院长的徐谦指出，“蓄养婢女，本为法律历禁，惟恶风相习，习非成是，往往视为固然，倘若任其长此终古，不加以取缔，在中华民国内，容许这种奴隶制度的存在，不仅违反约法”，且“为人道之大患”“新文化之污点”“足以贻国际之羞”。④在徐谦的建议之下，孙中山于1922年以非常大总统的名义，通令各省：“嗣后如再有买卖典质人为婢及蓄养者，一经发觉，立即依法治罪。着内务部大理院分别咨令各省行政司法长官，令饬所属，一体奉行。”⑤然而，因种种原因该禁令未能得到切实执行。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的《保障女权令》指出：“现值北伐完竣，民解倒悬，亟应保护女权，以重人道。”“使人作奴，久为历禁，曾经广州军政府，于民国十一年间颁布禁令有案，现时新颁刑法，并且列为专条，严定刑等，而富家大族，往往仍沿旧习买用婢女，摧残人道，殊堪痛恨，应由地方官吏，查明严禁，不得再蓄婢女，违者依法究办。”⑥为此，一些地方党部拟定了具体的禁婢办法。如，1928年，湖南省安乡县党部把“严禁蓄婢养妾及虐待童养媳”办法，转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通令全国，重申禁令，以维人道，而张民权”⑦。1930年，南京特别市第七区执委会拟定了十一条办法，转交到国民政府内政部，要求在全国各地“查禁蓄婢，广设贫女教养院”⑧。浙江省妇女协会甚至提议：“凡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均负有解放民众痛苦的责任；凡不负此责任的份（分）子，非但不能为中国国民党党员，且将认为是不革命反革命者；查纳妾蓄婢等份（分）子，是侮辱女性、压迫女子之徒，与中国国民党解放民众痛苦及男女平等的宗旨，大相远背。”⑨对蓄婢的人，“自应严加制止，勿任其加入国民党”，“以利革命而保女权”。⑩上海市妇女协会也认为，党治之下，蓄婢旧习依然流行，“实为青天白日之玷国民革命之羞”，为革除蓄婢陋俗，广东省政府于1927年1月6日决议通过了《修正解放奴婢办法条例》十二条，试图解决奴婢问题。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使人为奴隶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条之未遂犯罚之。”1931年年底修订通过并于1935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使人为奴隶或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废除奴隶制度是国际联盟所致力推行的一项措施，并成立了日内瓦国际联合会禁贩奴隶公约，许多国家都加入了这个公约。虽然中国政府于1926年加入了国际联盟，并被批准加入了这个公约，但国际联盟对中国政府能否真正禁止蓄奴养婢表示怀疑，并明确提出：“中国目前尚有贩奴制度存在，尤以女子为多，既然加入了公约，就应该按照公约第三项规定，立即设法禁止，以维人道。”。为表示愿意加强国际合作，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于1932年9月和1936年1月分别颁布实施了《禁止蓄奴养婢办法》《禁止蓄婢办法》。从这两个内容相近的《办法》可以看出，国民政府颁布《禁止蓄婢办法》，主要是为了应对国际压力，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名誉和地位，塑造国民政府重视国民人身自由的形象，以取得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