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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作用下乡村治理 　　摘 要 乡村治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环节，而农村合作社又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不断推动农村的长足进步。从政治、文化和经济三个方面对合作社作用下农村的变化进行分析，旨在对合作社作用下的乡村治理提出相应的指导建议。 　　关键词 合作社；农民；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志码：C 文章编号：1673-890X（2016）01--02 　　农村合作社不仅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在不断推动着乡村治理的长足进步。尽管党和国家对于农村合作社的建设，采取了许多鼓励扶持的政策，但中国农村的特色专业合作社还是出现社员合作意识不强，小农意识明显；管理阶层松散素质不高；合作社所需资金远远超过政府支持等问题。农村在合作社的作用加速下，是否会逐渐失去它原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意义，成为一个全新的存在？在合作社的作用下，如何进行相应的乡村治理，使农村能够良性发展，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1 合作社作用下的乡村变化 　　1.1 政治上：由认同关联转向利益关联 　　农民是一种社会的力量，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农民的政治认同也在这个过程中确认。公社体制过分依赖政治权力和政治运动来动员农民，单纯依靠行政强制来治理乡村，将导致国家对于乡村治理的成本不断增加，乡村自身的发展能力日益弱化，不利于合作社的发展[1]。我国建立合作社的初衷在于通过农民自愿联合起来进行合作生产、合作经营。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民的自我意愿在政府接管和企业经营的过程中被极大弱化了。对他们来说，合作社正在将认同关联逐步转化为利益关联。 　　现代国家建设在具有长久小农经济传统的中国农村应着重于组织化，即农业的合作化。但这过程中的着重点应放在使农民有自觉去组织的热情，这是一种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2]。合作社应尊重和引导农民在新时代的需求和意愿，协助其产生文化自觉，而非通过行政强制或者利益诱导来实现合作化。 　　1.2 文化上：对“公私群己”的新界定 　　合作社可以从多角度使他们与农民的关系超越经济领域，深入到文化精神层面，使农民在合作社中找到区别于以往体制下的归属感。以往农民对外部世界的排斥心理加强了其对内部世界的认同感[3]，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则打破了差序格局，使农民与政府的联系不再由一级一级的行政区域向外推去，在经济上打破了旧的生产消费模式[4]。 　　加入一个合作社，就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农民在其中有较大的主观能动性，并且群体中都是“熟人”社会的成员。合作社所负责的事情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还包括构筑关系网，每一个成员能够从里面找到在一定生活范畴内所需要的劳务，这种情况长期重复，就构成了老主顾与受雇者结成的关系网。这样的关系网也是农村“私”文化的来源之一。合作社所建立关系网与农民过去的关系网实际上差别不大，但其强制性和组织性却不是旧时代农民所能适应的。 　　一些建构在传统经济文化环境下的农村娱乐体系，被合作社组织的具有文化产业意义的新娱乐形式代替。农民基于对时代发展的认识及周遭环境的影响，会强迫自己改变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之前关系网规则的消失，使农民对自身社会定位不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心里不适应，使得以前的“公私”不再明了。 　　1.3 经济上：基层市场体系的解体 　　在施坚雅笔下，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本身就具有自发的市场性质，是一个“市场社区”。农民身处同一社区的特征是他们都定时参与同一个周期性的集市。它的运行并不依赖于成文法律，而是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规则。基层市场社区是与中国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相契合的存在，它与中国农村的传统本身就是一体的[5]。 　　土地改革前，共产党建立了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两种形式。1955-1956年，小商贩被迫成为供销合作社的买卖代理商，从前的私商把资本作为保证金寄放在合作社，在合作社的指导下代理经营。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基层市场社区的概念淡出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历史。 　　中国传统小农的行为包涵理性与非理性两种逻辑：一方面，人口压力迫使小农为满足家庭生存，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保证最低的产出；另一方面，随着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深入，小农同样会为追求家庭发展和更多的利润而采用市场化的经营方式[6]。在经济理性形成后，农民只有明确与他人合作的项目能够带来利益，而且风险较小时才会行动。对于合作化运动来说，农民相信与少数精英的交往能够在现实社会环境下获取更大利益，因此农民对组织和经营的“信任”是维系合作社存在的关键之一。 　　2 合作社作用下乡村治理出路 　　随着农业产业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来临，专业合作社的作用在农业产业化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农业合作社的作用可通过以下进行总结：通过合作能够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改善农民在市场谈判中的弱势地位；合作社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