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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公共新闻发展与反思 　　摘要：在倡导“民主、公平”的台湾社会里，“公共新闻”的理念经历了多重的磨合与成长，这与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背景的变迁是分不开的。本文从台湾的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和台湾媒体自身内部的小环境中提取资料和素材，对“公共新闻”在台湾媒体中的建构与发展进行分析，进而看到公共新闻在台湾发展的不良因素和不利条件，并探索“公共新闻”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台湾媒体 公共新闻 公民意识 　　“公共新闻”是八十年代末发端于美国的新闻变革运动，其发起的缘由主要是有感于美国民众对政治与媒体的不满以及报纸发行量的逐年下降。这场改革的用意即在于寻找各项实践策略，来协助公民对自我赋权的培养。而在台湾地区，由于其民主宪政发展的特性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等因素，“公共新闻”在台湾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既有对这种发端于西方国家改革运动的继承，同时也可以看到台湾本土的文化思潮对其构成的深远影响。 　　一、台湾“公共新闻”的崛起 　　台湾公民意识的觉醒是促进宪政民主发展的因素，台湾宪政民主的递嬗也是培育、导引、形塑台湾公民意识的有利土壤，此公民意识朝向反抗威权、唾弃贪腐、追求民主效能、维护公平正义的理想。因此，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发展，在近半个多世纪（尤其近一二十年）以来台湾公民政治的实践上，可以获得理论与经验的支持。 　　在威权统治时期（20世纪50-80年代末），台湾的公民意识聚焦于反对威权、落实民主与公民自由人权的维护。在威权转型或民主化转型时期（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公民意识关怀的是民主政党的竞争与民主转型的成功。反对金权政治与剥削垄断，建立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而在民主巩固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迄今），台湾的公民意识以民主巩固与成熟的公民社会为目标，反对贪腐政权与撕裂族群的非民主常规。 　　自1960年后，台湾开始了现代化、都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七十年代，台湾民主化运动勃兴；九十年代，第一任民选地方政府诞生并实现了政党更替。从政治表现上看，台湾社会施行代议制民主；经济表现上，台湾社会虽然近十年经济增长呈现低迷发展和瓶颈状态，但总体而言具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同时，台湾高密度的媒体分布、媒体之间频繁的恶性竞争、媒体与政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媒体与台湾社会政治乱象之间的必然关照，使得台湾媒介从业人员一方面出于媒介生存的考虑，一方面出于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开始关注美国公共新闻理念，并希望能付诸媒体实践。 　　尤其是自开放报禁后，媒介和民众的互动关系更为密切。媒介已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众接触媒介的时间和兴趣大幅增加，媒介成为民众获取知识、找寻信息和娱乐的又一平台，导致对于媒体的消费大量增加。所以，媒体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管制时代以宣传为主要的功能，而是积极提供新知识、专业信息、娱乐、生活指导、投资理财等，功能大为提升。 　　讨论公民社会作为传播主体可以如何发挥其传播力量，以丰富现有的社会与政治话语，服务地方性社区和居于弱势的社群的传播需要，推动社会正义，进而实现其民主价值，是媒体研究与社会改革的重点。台湾的公民新闻发展得更早和成熟，部分是因为台湾的地下报章和地下电台，早已有了传统，而公民新闻媒体也得到了传统媒体所设奖项，获得主流认同。在台湾，公民媒体已细分主题，如保育、环境、社会福利、教育等，突破了主流媒体，成为社会改革力量。 　　2002年，台湾师范大学胡幼斌教授提出要以美国公共新闻学来提升台湾媒体报道品质乃至民主政治；2003年，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教授呼吁，参考美国的公共新闻学来提升台湾公民的传播权；2004年4月，台湾世新大学举办了一场名为“公共新闻学：混沌新闻中的愿景”研讨会，会中试图探讨公共新闻学将如何对台湾新闻媒体产生启发性的变革作用；2004年9月，台湾中央社社长胡元辉在一场研讨会上疾呼，美国的公共新闻学值得台湾业界仿效。2004年10月，《中国时报》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公开征求年满16岁以上的公民参与他们举办的一场名为“面对族群与未来――来自民间的对话”活动，并于同年10月23日-24日正式举行，尽管座谈会并未提到公共新闻，但探究其活动内容，本质上仍然是公共新闻的报道模式：召开公听会，让经过遴选的公民代表针对台湾的族群问题进行公共讨论，媒体再加以报道记叙。 　　二、从电视到网络：“公共新闻”在台湾的发展 　　台湾公共电视台成立于1998年7月1日，自成立之初，公共电视就立志成为一个以民为尊的电视台。公视属于全体民众，不专为政府或某一政党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受商业或利益团体左右。公共电视，顾名思义，是接收全民付托，以服务公共利益为宗旨的电视媒体。公视所秉承的使命是：制播多元优质节目；促进公民社会发展；深植本国文化内涵；拓展国际文化交流等。 　　公视节目不以单一节目吸引大量观众，而是透过整体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