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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经济伦理思考 　　摘要： 司马迁提出的人皆自利的自然人性论、利以生义的功利论和本富为上的义利互进论思想，对我们进行经济伦理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司马迁；经济伦理；义利观 　　中图分类号：Ｂ82－058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7387（2007）02－0079－03 　　 　　司马迁以其巨著《史记》闻名于世，是公认的史学家、文学家，然而他的经济伦理方面的思考却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尤其是司马迁从史学家的独特视角，立足于历史实际和本朝现实，对义利问题做出的与众不同的解读，对今天我们探讨义利关系，进行经济伦理研究，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人皆自利的自然人性论 　　 　　《史记?货殖列传》一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道出了司马迁对于人性的认识。司马迁认为人的一切经济活动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谋求一定的利益，以满足自身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是由人的自然本性决定的。 　　为了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司马迁博古论今，引虞夏至其当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历史表现，说明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在根源即在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在于人们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而做出的主动追求财富的行为。司马迁指出：“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凡文中未注明之引文均见《史记?货殖列传》）正因为人们自古以来就要为了满足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的需要，而不懈努力，人们才能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条件下，自发地追求财富。因此，“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具欲者也。” 　　人的这种自然本性在司马迁看来，是人自古以来就形成的，具有“终不能化”的特点，对此，我们的态度只能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换句话说，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这种自发追求财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得到推动和发展。这样，司马迁指出了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善于依靠人们这种求利爱财本性发展经济的政策，这种政策在司马迁看来，就是经过改革发展的黄老之术，是发展了的休养生息政策。 　　在对“善者因之”的经济政策进行分析的同时，司马迁还详细论证了经济政策之善者、其次与最下各个等次的区别。 　　首先，对于作为善者的经济政策，司马迁认为汉初实行的“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政府不干预人们的经济活动，让人们自己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去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让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当然，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迁也看到了这种经济政策在使汉初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存在着诸如社会分配不均和贫富两极分化等弊端。对于这些“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和“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的社会现实，司马迁认为这是“物之理也”，是“贫富之道，莫之夺与”。因此，司马迁认为这些弊端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不能因为这些弊端的存在，去否定这种经济政策本身。司马迁认为对于这些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弊端，可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必理会，建议汉武帝继续执行这种与民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术的经济政策。 　　其次，司马迁还分析了作为“其次”和“最下”几个等次的经济政策，之所以不能成为善者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经济政策的“有为”，在于这些经济政策违逆了人们的自然本性。无论是“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还是“与之争”都会或多或少地限制人的自然本性，影响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对社会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对其他经济政策的这种一概否定，也反映了司马迁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按照当前的经济学观点，人不仅是“经济人”，要受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人还是“社会人”、“道德人”，人的经济活动还要受到法律、道德等看得见的手的制约。 　　 　　二、利以生义的功利论 　　 　　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即经济利益(经济关系的具体表现)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管子学派关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利益是道德的基础的主张。他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