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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有效性认识路径基于程序一结果分析框架

协商民主有效性认识路径基于程序一结果分析框架   摘要:理性是实践的基础,它在政治、行政领域表现为各种组织和制度。协商的产生和广泛应用源于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选择理性到有限理性的两种修正,从这两种修正中可以得出认识协商有效性的程序与结果两个维度。基于这两个维度,我国的协商实践可以分为决策型协商、解压型协商、告示型协商、谏言型协商四类。在统一框架内把握每类协商的特征和问题,是增强协商有效性的前提。   关键词:理性;协商民主:治理   中图分类号:DO-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10-0003-09   近代以来,代议制民主在西方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同时也一直受到质疑和挑战,例如“偏好不能加总和被代表”、“仅仅是投票环节的民主”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协商民主作为对代议民主的补充,逐渐进入政界和学界的视野。但是,协商民主自身也存在困境,例如协商结果能否影响最终决策等问题。因此,协商民主要确立自身地位,成为一种民主机制的范式,还需实现自身知识体系的规范化和完善化。其中,确立判断协商效果的维度,构建一个协商民主有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尤为重要。   近年来日益涌现的治理难题,催生了我国地方治理中各色各样的协商机制创新实践。这些协商实践名称繁杂,形式各异,缺乏统一的认识和评价标准,阻碍了协商机制创新的扩散和对国家治理主流场域的有效嵌入。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廓清协商民主的来龙去脉,探索协商民主有效性的分析框架,展望我国地方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本文将围绕三个问题:在公共生活中我们为什么需要协商机制?如何在一体化的框架内分析我国治理中协商民主的有效性?在中国当代治理语境下,目前的协商实践优化和创新的路径何在?   一、协商理性产生的逻辑   理性是人类通过审慎的思考和推理,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的能力,同时理性也是人类实践行为的准则。从而,理性是人类认识和决策的基础,人类所有实践行为都与理性相关,受理性的指导。不管是精英民主、多元民主,还是协商民主思想,都内在包含了“人的理性”的发展逻辑。因此,要研究协商,必须要充分理解协商和理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协商产生的理性脉络是什么、理性对协商的作用是什么两个方面把握。   (一)协商的生成脉络   康德最早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在现实世界中表现为主体处理自身和自然、自身与社会、自身与自身关系的领域中。后来,马克斯?韦伯将实践中的理性分为价值合理性和目的合理性两种,他认为,“谁要是无视可以预见的后果,他的行动服务于他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孝顺或者某一件事的重要性信念,这就是纯粹的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谁若是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作为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结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做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动”。韦伯的目的合理性,也称工具理性。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工具理性在渗入、主导各个领域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众多回应和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认为工具化的理性产生了法西斯,马尔库塞认为工具理性主导的工业社会使人丧失了批判精神,成为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指出,工具理性下的货币和权力子体系,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种殖民化成为现代社会的病根和毒瘤,是真正需要检视的时代困境。因此,哈贝马斯力图消除主客二元对立,建立一种以主体间性为特征的理性,即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上存在目的性行动或者工具性行动、规范调节的行动、戏剧式行动、交往行动四种类型的行动。交往行为是两个或以上具有语言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进行的互动,媒介是语言,知识背景是生活世界,核心要素是理解,交往行动语言理解的普遍条件是可领会、真实、正当、真诚。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完成了主客范式到主体间性范式的转变,实现了工具理性在哲学层面的修正。交往理性成为“协商民主”的主要理论来源。哈贝马斯因此成为协商民主的第一代代表人。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对理性的形式修正,除此之外,还存在对理性本身的修正,如选择理性到有限理性的修正。新古典经济学派借鉴了哲学中的理性概念,认为经济行为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界定者,并且个体拥有通过精确计算和理性判断,采取行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即人具有选择理性。选择理性的基础假设是自利性假设、一致性假设、极大化原则。事实上,人不可能掌握所有信息,穷尽所有可能的方案,也不可能精确预料到未来所有可能的情境,因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协商可以通过共享信息和集中使用知识克服私人观念的局限而提高决策质量。基于这种对理性能力本身的反思,肯尼斯?阿罗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认为个体偏好无法加总成为集体偏好,从而以偏好聚合为核心基础的投票民主就不再是完美的。因此,以个体偏好转换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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