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医疗保险管理社会问责.docVIP

　　试析中国医疗保险管理社会问责 试析中国医疗保险管理社会问责 导读：中国医疗保险管理社会问责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郑功成（2013）认为医疗保险管理体制，决定于医疗保险制度模式，卫生行政部门任务繁重、责任重大，不宜再分心管理医疗保险。　　在“三保合一”管理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医保”）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居保”）由人社部门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由卫生部门 摘要：为了探索我国医疗保险管理的变化对社会问责关系的影响，文章从“激励方式、问责内容、制度化水平、参与深度、参与者范围、问责的政府部门”六个维度上构建我国医疗保险管理社会问责机制体系。研究发现，社会问责的激励方式主要采取惩罚的机制，问责的内容主要遵循传统的制度机制，制度化水平在逐渐提高，参与深度也逐步向内部过渡，参与者的范围主要是社会精英，问责的政府部门主要是行政部门。医疗保险监督委员会对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和国民健康目标的监督作用有限。 　　关键词：医疗保障管理；社会问责；医疗保险监督 　　一、 我国医疗保险管理 　　在《社会保险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由谁来统一管理我国的医疗保险，因此，我国医疗保险的统一管理和经办在法理上没有明确的、权威的地位，造成管理分割的局面在所难免。李珍赞成卫生计生部门管理，在管办分离的前提下，大卫生模式有利于健康目标的实现，能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公平和效率。钟东波看来由卫生计生部门整合，不仅实现了三项医保制度的整合，而且为下一步的制度演变（即从筹资为主到支付和服务管理为主，从财务风险分担为主到推动健康为主）奠定了组织基础。王东进（2013）认为由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管理医疗保险，符合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制度模式；符合“大部制”改革的要求和社会保险统一管理、协调推进的发展趋势；是各地推进医保城乡统筹、整合城乡基本医保制度的科学抉择；医疗保险改革的成本最低，保障绩效最高，社会震荡最小， 能够确保制度的稳定性、政策的连续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有利于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郑功成（2013）认为医疗保险管理体制，决定于医疗保险制度模式，卫生行政部门任务繁重、责任重大，不宜再分心管理医疗保险。 　　在“三保合一”管理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医保”）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居保”）由人社部门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由卫生部门管理。从人社部门来看，人社部由医疗保险司负责组织、规划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社厅由医疗保险处统一管理；地、市人社局由医疗工伤保险科负责管理。从卫生部门来看，卫计委由基层卫生司来负责组织、规划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由农村卫生管理处（省、自治区）/基层卫生处（直辖市）统一管理；地、市卫生局由基层卫生科负责管理。“三保合一”后的医疗保障管理呈现出一元化管理、科学化管理、程序化管理的局面，倡议“城医保”“城居保”“新农合”统一由人社部门管理。人社部医疗保险司负责全国医疗保险的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社厅医疗保险处处负责本地区医疗保险的管理；地、市人社局医疗工伤保险科负责本地区医疗保险的管理。 　　二、 我国医疗保险管理社会问责机制 　　社会问责“是一种依靠公民参与来加强行政问责的问责途径，它通过普通的市民或公民社会组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推进行政问责”。社会问责想要取得成功，必须考虑 试析中国医疗保险管理社会问责 导读：中国医疗保险管理社会问责实质性的差距”。　　1.激励方式：惩罚机制与奖励机制。惩罚与问责联系紧密，是问责至关重要的要素。从医疗保险制度化管理的角度来看，惩罚机制会产生积极有效的作用，而从医疗保险绩效管理的角度来说，惩罚机制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与惩罚机制相反的是激励机制。在惩罚机制和奖励机制之间，社会问责通常被认为是倾向于选择前者的 这些关键因素：与当地政治和文化传统的联系、获取信息的途径、媒体的角色、公民社会的能力、政府的能力、政府-社会的协同作用、制度化水平。其包含如下六个重要维度（如表1所示），是构建社会问责机制时必须关注的要素，也是衡量社会问责机制可行性的依据（世界银行专家组，2007）。 　　在社会问责建设的初始阶段，一般会偏好采取左边的问责机制，改革者们更倾向于对破坏规则的行政官员进行惩罚，参与者的范围被限于一小部分“行为良好”的社会行为体，问责的制度化水平较低，参与实践往往是以外部的磋商和研讨方式进行。在社会问责建设中，主要的挑战来来自如何在每个维度的两极连线中找到适宜的平衡点。社会问责建设的目标是在一个特殊的地区构建一个较好平衡的、全面的“问责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单独是问责机制中的要素选择各不相同，一种问责机制落在了一个极点上，另外一种问责机制落在了相反的极点上，它们仍然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