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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中国古代史研究路径选择 　　当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从新中国算起将近70年，从新时期算起将近40年，已经到了应该总结也可以有所总结的时候。问题是如何总结，如何来看待和总结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走过的学术道路。赵轶峰教授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总结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认识路径，给会议定了一个很好的主题：“评论与反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这个题目显示的是一个主题两个基本点。一个主题就是反思，要反思、评论、认识、总结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弄清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以使我们能够以自觉的、理性的态度推动其健康发展；两个基本点，就是批判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 　　这两个基本点非常重要，所谓反思就是通过这两个基本点来实现的。先说批判的眼光。批判是学术的本质属性，推动学术的发展更需要有批判的力量。而这恰恰是中国学术最大的软肋。当代中国的古代史研究，是新中国以来六七十年间学术的合逻辑的发展，它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应该有一个批判性的清理。几年前，我写过一篇10多万言的评论文章《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发表在彭卫先生主编的《历史学评论》创刊号上。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关注，其特点就是其批判性。这次会议的主题定在反思与评论上，需要的就正是这种批判性思维，需要我们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古代史研究中的成就与问题。这样一个学术角度，不仅可以使本次会议取得靓丽的成果，而且可以在学界引导一种风气。 　　新中国以来的学术界，最缺乏的就是批判精神。其实，学术的本质属性就是其批判性，离开批判就没有学术的发展，就不成为其学术。因为任何学术都是人类认识史的推进，而要推进人们的认识，就要对前代的认识进行反思、检讨和评论，这就需要有分析的态度和批判的眼光。学术史就更是这样。总结新中国以来或者是新时期以来的古代史研究，离开分析的批判的态度，是无法发现问题，不能找到发展方向的。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讲他的哲学，他的辩证法，说“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我们做学术史，总结古代史研究的利弊得失、发展路径和发展趋势，需要的也是批判性思维。所以，把总结的起点确立为评论与反思，总结的方法确定为分析与批判，是选择了一个真正科学的学术态度。 　　再说国际视野。在人类历史走向高度一体化的时代，学术的发展不可能再拘于一隅，我们必须拥有世界眼光，必须最大可能地融入世界性的学术之中；否则，学术就不可能真正地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其发展就会偏离时代的要求。从这个角度说，赵轶峰教授确定的这个会议主题，是真正把脉中国学术、引导学术方向的一个学术指南。 　　我所理解的国际视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眼光，把中国古代史放到世界史的范围内去考量，从世界看中国，打破过去孤立地研究自我历史的封闭或闭塞，这样可以给我们的历史评价以一个较为客观的历史定位；另一个方面，是以国际史学界的新理论新方法来关照我们的古代史研究，以国外新的史学理论史学思想来补充或改善我们的方法论手段。 　　所谓国际眼光，就是提倡一种比较史学的方法，将中国古代历史放到世界历史中去比较，以认识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道路都是独特的，而其独特性或曰特殊性，不通过比较的方法是无法认识清楚的。就中国说中国，很容易被某?N偏见所遮蔽。比如最近一些年来，关于中国秦至清社会性质的认识，不通过比较，是很难弄清中国所谓的封建社会，的确是和欧洲有着质的不同的，如果都称之为封建社会，就无法反映中欧之间历史的差异性，也就无法对中国秦至清的2000年历史达到本质性的认识。 　　判断社会性质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判定秦至清的中国历史和西欧一样都是封建社会，是根据斯大林关于“封建主占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去立论的，这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如果把中国历史和西欧的历史作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二者的根本不同。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契约规则，通过契约的形式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即使领主与附庸之间，也不是一种占有关系，而是一种很明确的双向契约关系，相互义务关系。领主对附庸绝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支配关系。在领主不履行对附庸的契约义务的情况下，附庸有抵抗领主的法定权力。也就是说，在人（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统治者）的社会地位问题上，是有法律保护的。马克?布洛赫在其名著《封建社会》中写道： 　　附庸的臣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契约，而且是双向契约。如果领主不履行诺言，他便丧失其享有的权利。 　　各附庸群体在塑造其心态的礼俗的影响下，首先将这些观念付诸实践。在这种意义上，许多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偶然性反叛的暴动，都是基于一条富有成果的原则：“一个人在他的国王逆法律而行时，可以抗拒国王和法官，甚至可以参与发动对他的战争……他并不由此而违背其效忠义务。”这就是《萨克森法典》中的话。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