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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三阶段论里中国普惠金融探索 　　“普惠金融是和谐社会的催化剂，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6月份在上海举办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郭利根如是说。 　　没有任何含糊，一句话给普惠金融的社会价值以高度肯定，让那些筚路蓝缕的探索者感慨系之。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号召下，社会的基层创造热情已被充分调动，而金融支持是让襁褓时代的新商业模式持续发育的保障。因其“天使”属性，普惠金融也被称为“有温度的金融”。 　　正因如此，国家工信部在7月7日发布《关于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中，强调加强融资保障，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及普惠金融。 　　在成立10周年之际，宜信创始人、CEO唐宁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中国普惠金融实践的“三阶段论”：首先是信用获取、信用建立、小额资金的获取，其次是多样化的服务，最后是能力建设。 　　唐宁的论述，一如既往地带着理想主义色彩。 　　传统金融涉及的，主要是从重视自身服务能力的角度出发，强调“第二阶段”，即提供多样化的服务，而第一阶段的信用环境的铺垫，第三阶段对服务对象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建设的帮助，都带有公共服务的属性。 　　而在宜信的10年实践中，这三个阶段其实是同时启动，交互并行的。借助互联网强大的信息渗透能力，可以不断降低普惠金融业务的边际成本；而依靠大数据对信息碎片的拼合、分析、研判的可靠性不断提高，普惠金融的信用评价体系实现了对传统评价方法挣脱和超越；P2P商业模式的出现和应用，可以把社会上数量巨大的小规模闲置资金整合起来，点对点地和同样数量巨大的小规模资金需求者匹配起来。 　　也就是说，今天终于有条件可以在平等的商业契约基础上，放心地把钱借给过去被传统金融所遗弃的人们，帮助他们改变生活。 　　唐宁和他的宜信普惠，通过10年把这种普通人对普通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以一种可靠的商业模式牢固地建立了起来。之所以说“牢固”，是因为10年的探索既是一种实验，同时这一时间跨度也已长得足以作为一种验证，验证了它的可持续性。 　　无论是印度最早进行穷人银行尝试的尤努斯教授，还是新中国最早进行农村小额贷款试点的茅于轼教授，在动机上，他们的主动探索，都灌注着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作为新时代下的行动者之一的唐宁和宜信，一样继续着这一“天下忧乐”的情结。 　　这一情结在普通社会个体的精神世界里，一直存在，从未断绝。企业家成功之后，造福社会，或建桥修路，或扶贫助困，或进行产业带动的例子，不胜枚举。只不过，这种自发行为对个人而言门槛太高，不具有可普及性，你可能有帮助一个人的能力和意愿，但在传统做法下却不具备行动的“资质”。 　　宜信普惠作为一个连接借贷双方的平台，既让需要小额资金的人获得了借到钱的“资质”，也让有小有余钱的人获得了造福他人的“资质”。 　　来看一个故事。 　　在青海省的一个村子，马大姐家生活贫困，家里的房子狭小而破败，每天的收入应付柴米油盐都要精打细算才能维持。因为没有能力给自己的孩子更好的物质条件，马大姐心中常常充满愧疚。 　　马大姐是一个聪明的农村妇女，她有超越一般人的胆识和生意头脑，知道自己的家庭想要获得更好的生活，其实很容易。 　　每年9月，羊价就很低，一些已经怀孕的母羊会被低价卖掉，而每年6月，羊价又很高，养大的羊羔可以卖个好价钱。所以，如果可以在9月买一头怀孕的母羊，第二年6月把长大的羊羔卖掉，经济状况马上就会改善。 　　由于资金问题，马大姐的家庭经济发展计划迟迟无法启动，直到她遇上了青海大通县LPAC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不需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资金的难题在山里田间就给解决了。 　　羊生羊，钱生钱，马大姐4年就给家里盖起了新房子。 　　“如果一个地方有更多的金融活动，就会带动更多的生产活动，让人完成以前没有想过、没有做过的事情，其结果是市场做大了，利益相关者的收入增多了。”著名财经媒体人秦朔说。 　　事实与专家的分析一致，马大姐除了盖房子，还用挣到的钱开了一间馍馍店，她丈夫祖传的做馍馍的绝技，也得以在市场上兑现经济价值。 　　开馍馍店，进入了城镇环境下的商业活动，马大姐需要适应新的规则。以前卖羊，一手交钱一手交羊，而如果要和学校、茶园这样的大客户做馍馍生意，则必须同意对方一月一结的习惯，这样马大姐就面临资金周转困难。她很自然地求助于宜信，因为前面信用记录很好，她的授信额度已经从2000元增长到10000元。 　　几千、一万，马大姐就是在这样的点滴扶助下，从赤贫走到小康。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例，马大姐全名马海车。她借款的青海大通县LPAC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是宜信宜农贷的合作伙伴，而在宜信，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宜信人的相当大一部分成就感来自于他们的工作可以让一些处于困境中的人进入他们所希冀的某种程度上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