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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企业管理者伦理研究理论视角与发展趋势 　　摘要：恰当的管理者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对于社会，企业和管理者职业群体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考察了国外学者在企业管理者道德规范相关领域的研究中所采取的三种不同视角以及当前的发展动向，为国内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和启发。 　　关键词：管理者；伦理；道德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促使国内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关注经济运行中的道德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质疑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否把单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转化为公共利益，并开始思考管理实践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然而，总体来说，缺乏比较严整的论证思路和逻辑体系仍然是很多道德主张的最大弱点。本文将着重考察国外学者在论证管理者道德规范时所主要采用的视角与研究动向，以便为国内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参考和启发。在对“道德”和“伦理”的使用上，本文沿用施泰因曼等许多西方学者的对两者所进行的区分。用“道德”指一定文化界域内占实际支配地位的现存规范，而“伦理”则指对这种道德规范的严密方法性思考。 　　 　　一、国外企业伦理研究中的不同视角 　　 　　从总体上看，国外研究者在探讨企业管理者伦理规范问题时大体存在三种视角：一是一般道德原则视角。这一视角从一般道德原则出发，关注一般道德原则在企业领域的具体应用，主要为具有伦理学背景研究者所采用：第二种视角强调从对企业及企业管理者的具体角色定位出发，多为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学者所采用：第三种视角不以确立规范的具体内容为目的，而主要关注规范应当如何产生的问题，契约思想是这一视角的核心。 　　1.一般道德原则视角。在多数伦理学领域的研究者看来，管理者所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与一般的道德标准并无不同。因此，一般性的道德原则普遍引申为企业行为和管理者行为的伦理分析工具。这包括效用主义、康德的义务伦理、权利(Rights)理论，以及公正(Justice)理论等等。其中，效用主义要求管理者采取能够“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行动”，是管理者在实践中最常使用的伦理框架。与效用主义不同，康德的义务伦理从行为本身的内在价值而非行为的结果来评判行为的对错，康德的绝对命令包含了一系列关于人应当如何被对待的基本原则。权利理论认为人应当受到尊重和尊敬，管理决策应当与个体的权利相一致。经常被提及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正当程序、自由同意和隐私等等。公正理论也是一种经常被运用的以一般原则为基础的理论。它强调管理决策应当符合公平和无偏的原则。 　　以一般原则为基础的理论视角的优点是提供了一个预定的和客观的标准。但是这种途径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由于特定行为的对与错具有情景依赖性。要将公平、正义、自我实现和自我尊重等永恒的、普适的、无争议的一般伦理原理应用到现实世界中去还存在着巨大鸿沟。唐纳德森和邓菲(1994)以“有限道德理性”概念为基础，分析了一般道德原则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他们认为商业伦理中的理性受到人类评价事实的有限能力、伦理理论描述道德真谛的有限能力，以及经济系统和实践的可塑性等三个方面的限制。有限性道德理性使得利用抽象的、一般的伦理概念去解决经济中的具体伦理困境变得极端困难：另一方面它也导致道德规范在不同社会系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并随时间而变迁。他们提出，“即使知道世界上所有的道德理论也不能使人提前确定商业伦理的道德规范，更不可能创造在礼物赠送、谈判和员工报酬等具体情景中的规范。在每种情况下，伦理规范必须适应具体经济实践的规则以及参与者的公平观念。在没能更多地了解系统及其参与者之前，一个人要预先知道特定体系的正确的经济伦理准则是不可能的。”施泰因曼和勒尔(2001)从演绎性道德论证的限度分析了一般道德原则视角的局限性。他们通过分析后指出，由于演绎性论证只能在无限回归、逻辑上的循环、或在某一点上中止论证过程等三种都不具备充分理由的方案中进行选择，因此在演绎性论证的基础上，难以从方法论上可靠地解答伦理问题。解决(实质性)规范冲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是事先规定的。 　　2.角色道德视角。与从一般道德原则出发不同，探讨管理者道德规范的第二种方法以对管理者的职业角色的具体分析为出发点。当代英美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观点或许是对这种方法的哲学基础的最好阐述。麦金太尔(2004)认为，由于用以评判行为的目的存在于社会关系以及由这些社会关系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中，道德评价总是以某种实际存在或预想的社会秩序为背景的。因此，他提出，确定的道德规范来源于一个稳定而统一的社会秩序。如果职业角色和职能得到明确的规定，道德生活可完全用对角色的描述来表达。在这样的社会中，定义善与美德的依据将是以公认的方式履行社会认可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