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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中印领土争端研究 　　1962年中印两国因领土争端爆发了一场边境战争。40余年来，国外研究中印领土争端的学术成果不断取得进步。总的来看，国外学术界对于中印领土争端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中印领土争端历史的考察 　　 　　对于中印领土争端的历史考察是国外学术界比较早期的研究成果，值得提及的有两位学者。一位是英国南亚问题研究专家阿拉斯太尔?蓝姆(Alastair Lamb)，他根据当时已发表的资料，其中包括当时可以利用的截至1913年的英国官方档案，从历史和法律的层面对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印在东段的领土争议涉及了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则问题，中国提出要求“表明他们否认1912年以来西藏就脱离了中国的控制和在无论哪一方面都已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1]而中印“西段的争议则在事实上和中国目前所控制和打算继续控制下去的领土有关”。[1](p.161)他还认为，在1962年中印边境危机来临之际，印度拒不承认中国在争议的边境上的任何地方有任何理由提出要求，一直没有尝试作出一些让步，却坚持它拥有绝对权利，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1](p.165) 　　另一位是关注中印友好事业的印度学者卡?古普塔(Karunakar Gupta)。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他深感澄清事实真相、还历史以真实以及让印度人民了解边界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历史责任。他投入大量的精力多次到英国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和资料，写出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974年出版的《中印边界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该书引用了大量的英印政府档案，对中印边界历史作了阐述，披露了许多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史实。古普塔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指出“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无论在条约、习惯或地理上――如分水岭原则――都是没有根据的。印度对麦克马洪线的要求虽在地理和习惯上有根据，但它没有有效的国际条约为根据”。[2] 　　 　　第二，关于国内政治与中印领土争端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不少学者研究分析了意识形态因素、印度议会与媒体舆论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等因素在中印领土争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印度学者莫汉?拉姆(Mohan Ram)探讨了“中印对抗的政治学”。他从意识形态的视角人手，主要分析了冷战时期美苏意识形态对抗、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万隆会议前后的中印关系、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演进和代价等问题。拉姆认为，伴随着冷战对抗的消退与缓和的开始，美苏的利益在印度找到了交汇点，印度也由此成为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的中心。“中印关系的恶化以及随后于1962年的军事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大的意识形态冲突在起作用。”[3]在拉姆看来，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中国和苏联的分歧确实对于中印领土争端产生了影响。[3](p.8)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在其颇有影响的论著中设专章分析了“北京的观点”，也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人手的。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态度曾有两个基调：首先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印度作历史的、辨证的分析；其次是把印度作为邻邦又是同属亚洲的大国处理同印度政府的关系。开始时这两者是截然分开的，但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边界争端使两者合拢，因此，中国就认为印度的行动表现出其政治本性，这种本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同中国碰撞。[4] 　　印度学者南茜?杰特里(Nancy Jetly)从印度国内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印度议会在对华政策决策上的作用、反对派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等层面来考察1947～1977年间中印关系的演变。杰特里认为，尽管在不同的阶段印度议会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但总体上讲，印度政府和议会之间的互动不断加强。尤其是随着中印关系的不断恶化，对华政策越来越成为议会辩论的焦点。1959～1962年间，尼赫鲁政府不仅是向议会解释政策，甚至有意地去寻求它的指导，“议会在此期间已不单纯是教育引导公众舆论的论坛，而且对于外交政策形成有了发言权”。[5]国内政治的强大压力促成了印度政府日趋强硬与僵化的对华政策，这是部分中外学者的共识。S．R．夏尔玛(S．R Sharma)在分析印度“前进政策”出台时指出：“政府不得不采取这一政策是因为有反对党太多的压力，甚至还有(来自)国大党内部的同情和支持”[6]。 　　美国学者艾伦?惠廷(Allen S．Whiting)分析了中国应对与印度的领土争端的政策和行为。在惠廷的分析中，中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和政治上的麻烦无疑是中国有关政策、行为的重要参照和驱动因素。[7]梅尔?格托夫(Mdvin Gurtov)和黄秉沫(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