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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厄与挑战当下辽史研究方法论刍议 　　摘 要：契丹辽朝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尤其是在古代北方区域社会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辽史的研究，迄今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究其原因，除受正统观念的桎梏外，主要还是史料的匮乏。这种情况下，当下研究辽史的学者应遵循穷尽史料、精耕细作的方式，这也是目前史学研究的基本动力与价值取向。另外，慎辨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慎视辽史的视阈定位。具体研究中，既重视其趋同性研究，又关注其趋异性研究，达成趋同性与趋异性的辩证统一，即关注契丹辽朝与中原王朝间的互动性，既要考察以契丹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儒化”、“华夷同风”观的形成过程，也要考察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民族的“胡化”，“以夷变华”现象的出现。将辽史研究引入正确的学术研究路径，推动辽史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 　　关键词：辽史研究；视阈定位；辩证统一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11-05 　　在中国传统断代史学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的今天，辽史研究似乎仍不时有“拓荒粗放”的感觉，研究辽史的学者略加沉思考量，就会发现辽史还有相当多的“处女地”有待学者去拓荒、去探寻。为何辽史研究还有如此之窘境，为何与唐宋、明清等断代史比较还相对较为逊色，这无外乎就是有关辽史研究资料之不足征。清朝史家周春辑辽代诗话时曾阐述到：“辽自肇基临潢，南有燕云，传位九世，历年二百。其间非无事迹可记，而《辽史》所载《文学传》，仅得萧韩家奴等六人，文辞之盛，远逊金源。余尝过白沟河，叹宋之孱弱；经北苑访萧后所谓梳妆台者，而喟然于后之被谗，乙辛之黠。又尝以事历边塞，问长春之废淀，吊龙纪之荒城，与夫扶余旧壤，东丹故宫，寒雨冷烟，碑残石断，欲求耶律遗事，无有存者，吁可叹哉！”{1}在史家周春看来，辽朝历国二百余年，其间世事粲然可记述者不可胜纪，然“欲求耶律遗事，无有存者”。对于周氏的疑问，今人陈述先生作了一个相当恰当的注解，陈氏辑录辽代遗文时说：“惜辽国书禁甚严，传入中土者，法至死。道宗清宁末，又禁私刊文字。故流传者无多。复以亡国于女真，五京兵燹，典籍佚散。元修《辽史》，已有文献失征之叹，仓卒成书，未足具见一代之制作。”{2}史料的匮乏确实给辽史研究带来困厄与窘境，以至于今人向南先生辑辽代石刻资料时发出“辽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对于辽代历史的研究，迄今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而其中某些领域甚至是几近空白。究其原因，除掉受正统观念的桎梏外，主要是苦于文献资料的匮乏”{3}之感叹。在我看来，向氏之言，绝不虚枉，契丹辽朝在中国古代历史谱系中确实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促成了中国古代北方区域社会演进过程的重要历史转折，使中国古代北方区域社会的演进进入“新模式”轨道。{4}前辈史家如厉鹗、杨复吉、周春、陈述、向南等先生，为了辽史研究的顺利展开，下尽功夫，将精力集中于收罗辑录辽史资料上来，甚便后来之学者，由衷地令后学钦佩与景仰。{5}辽史研究尽管囿于史料阙如，实属不易，然亦给当下研究辽史的学者带来无限的机遇与挑战，研究辽史的学者其实并不难找到具有学术价值而又鲜有学者问津的研究课题。在当今良好的学术环境下，研究辽史的学者如何突破困厄，迎接挑战，找到开启辽史诸领域研究的“钥匙”，应是最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点。 　　一、穷尽史料：由“拓荒粗放”走向“精耕细作” 　　穷尽史料，精耕细作，是目前史学研究的基本动力与价值取向，亦是当今史学研究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内因所在。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说：“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6}北大教授刘浦江先生在讨论当下如何展开当代辽金史研究时亦说：“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创造新理论”，“就辽金史目前的状况而言，在资料极度匮乏且现有材料又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穷尽史料’理应是当务之急”。{7}故此，辽史研究能否取得长足进展就在于“穷尽史料”之后能否生产出“精耕细作”化的学术成果。 　　考量“穷尽史料”之路径，应在文献资料、碑刻资料、宋人笔记、后世研究上下功夫：第一，有关辽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当为重中之重，《辽史》《契丹国志》自不必说，其它者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等等文献典籍，均记载有关于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十九《契丹》载有契丹八部之称，以及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间契丹（辽）与五代诸王朝的和战关系之史事，是研究辽朝早期历史难得的参考史料。《宋会要辑稿》之《蕃夷一》《蕃夷二》所记的“辽”部分、《兵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