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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框架方案思考 　　虽然国企改革最直接的目标是解决现在国企运营中的问题，比如与市场经济更好地融合问题。但是，如果仅仅把国企改革理解为解决国企运营问题，就低估了国企改革的价值和意义。 　　国企改革最重要的目标是明确国企在实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作用、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 　　在国家战略中，国企能够发挥民营企业难以发挥的更大的作用。目前政府手中，除国有土地、矿产、水等资源，政府收入和几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以外，就是上百万亿元的国有资本。如果在2020年之前，通过国企改革，为政府提供数以十万亿计的机动财力，用以解决原国企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包括社保体系在内的民生问题，解决国家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的资金问题，解决军队建设的资金问题等等，我国的综合国力完全可以上升一个档次，确保小康社会可以实现，引领进入“新常态”。 　　 国企改革框架方案的核心是调整国有资本布局，而不是混合所有制。 　　当前国有企业的最大问题是国有资本布局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不能完全匹配，这个问题急需在本次国企改革中解决。根据中央22号文件，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更趋合理，引领实现“新常态”。在此过程中，混合所有制是实现这一布局调整的措施之一，而不是国企改革的核心。本方案符合中央22号文件精神，提出了更为细致的二类、三类、四类国企减持国有资本股份，投入到一类国企的建议。 　　多年来，许多国企改革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尚未解决，社保和民生领域资金缺口长期解决不了。与此同时，国家战略性领域的大量资本金需要得不到满足。一般财政预算无法提供足够的财力解决这些资本金需求，而这些领域又往往是民营资本不愿意投资的，如大飞机、发动机等。再者，目前巨额的国有资本分散在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领域。例如，大量资本沉淀于酒店、房地产开发、高尔夫球场等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无关的领域。即使在国有资本应该从事的领域，资本投入比重过大、闲置资本过多等问题也较为突出，上市国有企业的平均控股都在70%以上。本方案建议，应该下决心调整布局，将在资本市场上已经大幅度升值的国有资本释放一部分，首先用于解决以往历次国企改革的历史遗留问题，然后将其余部分有限的国有资本投入到民生领域、国防领域和国家战略性领域，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 　　在酒店、房地产等领域的国有资本应该减持也必须减持，即使盈利也要减持。将国有资本从这些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盈利领域减持回收，投入到国家迫切需要发展的一类国企领域，这些投入在一定时期内不能产生盈利，但一旦这些一类企业的产品成功进入市场，其国有资本必将大幅增值，届时再减持已大幅增值的国有资本回收资金，可以形成国有资本投资-发展-增值的正向循环机制。这样，一类企业的成功不仅可以为这部分国有资本带来几倍、几十倍的收益，而且可以伴随国家的发展进程，带动产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从效率层面讲，即使是国有资本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二类、三类国企，也没有必要保持70%-80%的国有股份，也可以部分减持，回收资金，以支持国有资本的战略调整，使得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更趋合理，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更加符合国家战略。 　　 “管资本为主”与“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关系。 　　 首先，资本是资产的货币形态，资产是资本的实物形态，两者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而所谓“事”就是经营决策，只有对经营决策的管理才可以管理实物形态的资产和货币形态的资本。而所谓“人”就是实际负责经营决策的企业高管，只有这些高管服从国家（政府）决策，才能有效地实施对企业经营决策的管理，进而实现对资产和资本的管理。所以“管资本为主”和“管人、管事、管资产”是不可分离的。认为“管资本为主”就是不再“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看法是不对的，也是行不通的。 　　 但是，“管资本为主”和“管人、管事、管资产”之间还是有重要区别的。对于“管人”，党组织对国企高管的管理的强度取决于国有资本在国企中的份额，份额越多，强度越大;份额越少，强度越小，而市场选聘的高管比例相应减少或增加。对于“管事”，国家（政府）对企业经营决策的管理只能通过国有资本份额所代表的股东权利去实施，对于多个国有资本股东的国企，需要时，可以通过一致行动人的制度去实施，不能超越股东份额的权限。对于“管资产”，除了百分之百国有股份企业以外，任何企业资产都只属于企业而不属于包括国家（政府）在内的任何股东所有。 　　 国家（政府）对资产的管理都要通过股东权限而不是行政权力来实施。特别是对国企的考核，只应该是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考核，而不是每一项资产都要保值增值的考核。只有这样来看待和掌握“以管资本为主”和“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关系才能使国家（政府）充分运用国有资本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同时，国企才能充分保障国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