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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中国模式 　　近年来，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和援助已经是世人愈来愈瞩目的新闻议题。在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都能看到中国巨大的身影。这其中尤以战乱、“毫无希望”的非洲大陆最为热门。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上路”，中国在东南亚所扮演的政治和经济角色也愈发引起关注。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媒体的攻击十分猛烈，他们将中国在非洲贸易和投资的势头称之为“东印度公司又回来了”，而中国在东南亚的援助和投资则是为了重新控制“东南亚”后院，带有“帝国”企图，试图恢复昔日宗主国的荣光。在他们的笔下，中国到这些第三世界如同以往的西方殖民者一样是进行压榨剥削性的工作，伴随着“黄祸”似的劳动力输出，中国人大量倾销廉价劣质商品，破坏当地工业，使得非洲国家的境地每况愈下，不仅如此，中国强大的国有电力集团还在世界范围内“跑马圈地”，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从湄公河流域、雅鲁藏布江流域一直到非洲中突频发的不安定地区，对于环境和水资源是重大隐患。中国的援助、基础设施建设都是“糖衣炮弹”，为的是获得稳定的能源和矿产供应以及增加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为此，他们还向独裁和流氓政权提供贷款和援助。 　　在媒体和西方NGO笔下，昔年殖民者所犯下的历史罪恶毫无疑问是“政治不正确”的、值得一再批判的，但如今西方国家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人权问题的高调关注者，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拥有良好的在人权和环境领域的评估体系，而西方跨国企业在本国政府和NGO的监督下也愈发自律――日益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楷模。相较之下，中国则成了打破西方社会“良好共识”的罪魁祸首。他们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投资贸易和援助，使西方国家的“心血”白费，同时，西方跨国企业也在与拥有低廉“血汗劳动力”的中国国企――“国家资本主义”代言人――的竞争中日趋下风。 　　这种夹杂着“人权标准”、意识形态判断和国族利益的西方措词，近年来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的言论领域。这究竟属于“人权全球化”的良性互动，还是官方信息相对封闭所导致的“逆向偏见?在笔者看来，西方媒体的某些论断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近两年，笔者一直在做关于“中国在湄公河流域国家投资”的研究项目，多次前往东南亚调研。笔者在和西方学者、本地学者、NGO人士以及当地政府官员交流时，当谈到中国投资在非洲和东南亚所造成的很多“负面影响”时，他们往往同时也强调，这些负面影响――历史上的西方国家，包括后来的日韩等国都同样造成过。而在能源领域，西方巨头也仍然在延续以往的“勾当”，只是貌似戴上了“白手套”。而中国近年来的海外投资和贸易，的确给这些欠发达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替代性选择。尽管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伴随着很多问题，但也确为“南南”合作模式和全球化带来了创新的契机。与笔者之前所预想的不同，他们许多人对“走出去”战略和“中国模式”寄予厚望，甚至觉得“中国模式”将会打破已经成为死胡同的旧有西方援助政策和发展投资模式。 　　 　　钱都打了水漂? 　　 　　暂且不谈“中国模式”是否有这么巨大的革命性意义，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西方社会的既往政策。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已逾半个世纪，如果说这半个世纪西方国家和投资者在非洲所扮演的都是“援助非洲发展”和“促进非洲民主”的良好角色，政策透明、信息开发、无意剥削，非洲现状大概也不会糟糕到如今的地步。西方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角色扮演”显然并没有得到非洲社会的认同。即使抛开殖民者所留下的族群冲突烂摊子、历史原罪和有待实现的“转型正义”，他们自身也难以完全超脱出利益的羁绊，同样也是出自于对能源和矿产资源的考量。 　　即使在西方国家颇为自豪的对外援助方面，实际取得的成绩也是乏善可陈。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投入两万多亿美元的援助，结果却是一再令人失望。非洲儿童大头火柴骨头的形象从未在世人的眼球里消逝过。以至于“儿童惨状”定期成为善款筹措的音乐会上被欧美中产阶级“良心消费”的对象。 　　就拿在热带中最常见的疟疾来说，西方社会投入大量物力和人力防治多年却依然没有解决问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婴儿死于疟疾的几率几乎是欧洲或美国的520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组织2010年联合发表的一份报告称：“疟疾是非洲头号杀手之一。全球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非洲。在撒哈拉以南地区，仅2008年一年就有85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大部分是5岁以下儿童。”耗资巨大的联合国“遏制疟疾十年计划”的最大成果之一是抗疟资金的不断增加。报告显示，2004年－2009年间，全球用于帮助非洲抗击疟疾的援助资金增加了10倍，2009年达到近18亿美元。 　　而他们所开出的药方则是“虽然援助金额不断提高，但缺口依然很大。仅2010年一年在非洲执行疟疾控制措施就需要约60亿美元，是现有资金的数倍。资金不足严重制约着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