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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健全成熟公民权利意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日趋完善，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有调查显示，“尊重权利”已成为当前多数公民所认可的“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水平和层次还较低，健全而成熟的公民权利意识还没有普遍形成，这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严复所处的时代，是民族国家兴起、世界历史初步形成的历史时期，他以亲身经历告诫国人：“世既大通矣，处大通并立之世，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培育健全而成熟的公民权利意识，逐步开掘权利意识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我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所面临的重要历史任务。 　　一、培养健全成熟的公民权利意识：严复民权教育思想的核心。19世纪中后期，“民权”成为中国风靡一时的政治概念，常与“国民”、“国家”、“国权”、“社会”等概念同时出现。严复在提及“民权”一词时曾说到：“民生而自由者也，……自由平等而乐善者，其天赋之权利也。……天赋之权利皆同，无一焉有侵夺其余之权利。”“其事有诺责之必承，无权利之应享，不可指为民权见端。”“上有所诺于民而不可食，有所约于民而不可负，食且负，民得据所守而责之，此民权之所以成也。”在理性思考中国社会现实和充分借鉴西方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严复所提出的民权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而且具有历史前瞻性。他把民权视作区别传统臣民与近代公民的重要标识，把民权的启迪、教育与培养，视作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法治、教育等多个领域的社会系统工程。他将国民与自身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民权与国权，甚至与整个社会的公共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倾向，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君有权而民无权”的千年枷锁，而且为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和发展找到了强有力的主体支持。 　　严复民权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培养健全成熟的公民权利意识。除目前大多数学者能够赞同的公民权利意识的两层基本含义――权利主体意识和权利行使意愿外，严复在近代中国还特别强调公民应具有权责意识和权能意识。在严复看来，权利主体意识和权利行使意愿是民权教育的逻辑起点和最低层次，而权责意识与权能意识则是民权教育的更高目标，也是近现代公民权利意识健全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他认为，“于国家措置无所与闻者，其人非国民。”民权教育要帮助公民清晰认识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责任的内在关系，形成权利义务相统一的正确观念。同时，公民在牢固树立自由观念的同时，需要严格遵循社会规则，这样才能促成“小己”与“国群”的共利双赢。健全而成熟的公民权利意识，不仅意味着主体对自我权利的珍视，同时暗含着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他说：“国民非自由之为难，为其程度，是可享自由之福之为难。”事实上，在严复看来，近代中国的民权教育的核心与落脚点在于培养健全成熟的公民权利意识，而这种权利意识应当是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的统一，是自由意识与规则意识的统合，也是自我权利意识与他人权利意识的理性融合。 　　二、培养健全成熟的公民权利意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使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但政府推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决定了我国法治建设在立法层面较易实现，而在法律实施层面，则更多地依赖于公民整体意识的改观。正如严复所说：“夫制之所以仁者，必其民自为之。使其民而不自为，徒坐待他人之仁我，不心蕲之而不可得也。”培养和加强公民的权利意识，使公民积极参与到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是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必由之路。 　　首先，健全成熟的公民权利意识是人们树立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法律信仰的形成，就其本质而言，是将法律内化为人的本能需求的过程。公民权利意识的成熟与否，是法律信仰能否生成的关键性因素。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严复就曾明确提出“刑赏者天下之平也，而为治之大器也。自群事既兴，人与人相与之际，比有其所共守而不畔者。其守弥固，其群弥坚；畔之或多，其群乃涣。”事实上，当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将权利主张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标尺时，法律本身就有可能上升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法律信仰与权利意识是一种双向促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促进人们对法律内在价值的褒扬，有利于人们法律信仰的生长；反之，已形成的法律信仰，亦能推动人们权利意识的扩张，继而为我国司法实践与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持。 　　其次，健全成熟的公民权利意识是有效制约国家权力滥用的思想基础。严复认为，法治“不止有恒久之法度已也，将必有其民权与君权，分立并用焉”。近现代法治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如何依法治权。强化公民普遍的权利意识是对权力滥用最为有效的遏制方法。由于我国传统司法文化与封建君主专制有着内在的亲和力，而新中国建立之初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在客观上延续了国家对社会的全面管理与控制，因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