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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两代西北农牧业开发及其对西北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摘要：汉唐两代对西北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屯田与官营畜牧业是汉唐两代西北开发的主要内容。汉唐农牧业开发最初受军事目的驱动，后变为军事与政治双重因素的驱动。政府主导、军事与经济安全的需要，气候温暖湿润，分裂后的大一统，导致大片的土地沙化是汉唐西北开发的共同特点。其经验与教训对今天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历史地理；经济史；西北农牧业开发;可持续发展 　　 　　汉唐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由于政治稳定、国力强盛，所以对西北开发的规模比以前的任何朝代都要大。它们开发西北的措施与特点有诸多相似之处，其开发西北的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今天思考与借鉴。 　　 　　1汉唐农牧业开发的措施 　　 　　汉唐两代对西北农业开发的措施首要是屯田。屯田制度是西汉政府开创的、被历代世袭的国营农业生产方式，它用军事化的形式组织农业生产，为适应边疆地区需要创建。公元前199年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以后，西汉政府派军西渡黄河，从朔方郡（今内蒙古伊盟西北）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在有利水利农耕的地方修渠开田，常年配备五六万人屯田[1]。不久，又在陇西、河西和西域相继建立或扩大了屯田区[2]。东汉时除在河西、西域、金城等地继续屯田外，又新增了汉阳、安定、北地等屯田区。唐朝的屯田主要设于北方三河（河东、河南、河北）和西北地区，“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3]。其中西北的关内、陇右、河西三道584屯，超过全国总屯的半数以上[4]。 　　其次，畜牧业也是汉唐西北农业开发的重要手段之一。国营牧马业是我国自西周以来就出现的牧业经营形式。早在周孝王时，秦非子就被任命在?渭之间主持牧马，“马大蕃息”[5]。秦朝建立后，在中央机构的太仆寺下设牧师苑官或牧师官主管西边、北边的马政。汉承秦制，设置了牧师苑和专官，发展国营牧马业。西汉有“牧师苑三十六所，分治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6]东汉“牧师，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中”，是国家战马的主要来源[7]。从627～665年近40年间，唐朝国营牧马业最多时达70.60万匹，民间牧业更多。 　　 　　2汉唐西北农牧业开发的特点 　　 　　2．1受军事与经济利益双重因素的驱动。汉唐西北农牧业开发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西北军粮供应问题与战争用马匹问题。首先说屯田。秦代，为了保证西北边防的军粮供应，内地民众“飞刍挽粟，重千里致粮”，因而引起民众不满和社会动乱[7]。西汉屯田以前的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兵“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苦，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8]霍去病两征匈奴，李广利再伐大宛，军粮运输，累车相属以致敦煌，都是费用不资。实行屯田后，屯田卒且耕且守且战，有效地加强了边防力量。西域、河西、河湟地区的屯田，为两汉政府切断匈奴与羌中联系奠定了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基础。史载昭、宣二帝时，汉朝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不再犯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据《通典》卷2记载，当时河陇屯粮每年收入70余万石，可满足当地14万余军半年左右的口粮。天宝元年（742），河西节度（治凉州）所屯凉（治今武威市）、肃（治今酒泉市）、瓜（治今安西县）、沙（治今敦煌市）、会（治今靖远县）五州之境，下属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共有士兵73 000人。陇右节度使（驻青海西宁市）所屯鄯（治今青海乐都县）、河（治今甘肃临夏市）数州之境，下属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绥和、合川、平夷诸军，共有士兵75 000人。他们按规定在守卫之地“人给十亩以供粮”，（10）人耕10亩，亩收1.50～2石，岁收15～20石，可以满足自身的食粮需求，而大规模屯田所收的粮食则积贮起来，以备战争与凶年。 　　其次说牧马。马在古代是人们重视的财富，不仅因为其皮毛肉乳可食用，而且在战争中是是否取胜的重要工具。汉唐养马业的繁荣，特别是在西北的养马活动，成为两代对少数民族战争中决胜的强大工具和军事强盛的重要基础。 　　2．2政府主导开发。汉政府推行屯田时，发给军士以耕牛、农具籽种、衣物等费用，并建造水利设施、道路、房屋、城郭等。同时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等比较缓和的措施，将“罪人”、以役代刑者、私奴婢及普通百姓安置到西北，使其边耕边守，以加强边境防务。汉政府还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别于内地的管理和官职，如两汉设西域都护，代表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防务、行政与各族事务。又如设“使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等分掌匈奴、西羌等事务。唐代设“都护府”与汉代类似。 　　可以说，西北的开发是与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经济、军事与政治等各项措施的强有力的支持密不可分的。 　　2．3汉唐两代都是在历史经历了大动荡、大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