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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合理的科研诚信观 　　[摘要]建设科研诚信、遏制科研不端需要我们树立合理的科研诚信观。在反思科学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科研诚信观基础上，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科研诚信建设既不能单纯依靠科研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自律，也不能单纯依靠公共机构的监督，而是应当将公众也纳入科研诚信建设的主体。科研共同体、公共机构和公众三者是利益相关者关系，科研诚信建设实质上是要正确处理科研诚信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利益关系，需要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共同参与。 　　[关键词]科研诚信 科学契约论 委托代理理论利 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2-0119-05 　　随着国内外各种科研不端事件的层见叠出，科研诚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全球共识。但是在如何建设科研诚信问题上，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界都存在着分歧。本文将首先对两种重要的科研诚信观，即基于科学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科研诚信观进行考察，分析其在科研诚信建设上的利弊，在此基础之上，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探讨科研诚信建设的合理路径。 　　一、基于科学契约论的科研诚信观 　　在科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科研共同体建立了一套独立的科学制度，这其中既包括对科研人员提出要求的规范制度，也包括激励科研人员的奖励制度。这些制度在规范和激励科研人员的研究行为和实现科研目标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部分学者特别是作为科研共同体成员的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应当保持其自主性，避免受到其他因素特别是政治的干涉。如默顿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一文中指出：“科学要求具有相当大程度的自主性，并已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保证科学家忠诚的体系。”基于这一认识，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将科研诚信建设视为科研共同体的内部事务。在著名的巴尔的摩案件中，巴尔的摩的博士后伊曼尼什?卡里等人因为涉嫌科研不端而受到科研共同体外部的调查。巴尔的摩对此表示了反对：“一个由局外人组成的小团体，以纠正一个虚构的错误的名义，将利用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正常的科学争论来促成新法规的采用。”在巴尔的摩等人看来，科研共同体和公共机构之间达成契约，公共机构向科研共同体提供资助，科研共同体通过负责任的研究行为实现科研目标。基于这样一种契约，公共机构不能干涉科研人员的研究行为，包括科研人员是否实行了诚信研究。科研共同体则通过同行评议等方式对科研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并促使科研人员自觉遵守科研诚信。这一科研诚信观之所以能够被采纳，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学者们认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显著独立于其他社会建制。例如，默顿指出，科学具有独特的精神特质或者规范：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科学家如果能够将这些规范内化，就会形成他的“科学良知”。而科研共同体外部对科研行为的干涉会损害科学的这些精神特质。二是学者们认为，相对于科研人员而言，科研共同体外部的社会成员都是外行，他们不了解科研人员的工作内容，不能确定科研人员的何种行为构成了科研不端，因而无法对其构成有效监督。 　　应当承认，科研共同体及其成员是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主体。科研人员对科研诚信准则的严格遵守、科研共同体内部同行专家的严格审查等都是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保障。但是坚持认为科研诚信建设只应与科研共同体相关，排斥科研诚信的外部监督，这是缺少依据的，科研共同体自身不足以确保科研诚信。在科研共同体内部，对科研人员的诚信管理是通过科学制度自身的调节作用实现的。按照默顿的理论，科学的规范制度和奖励制度是最为重要的科学制度，前者为科研人员提出了科学研究应当遵守的准则，后者则提供了科学研究的动力支持。但是这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着张力：科研人员对科学规范制度的遵守并不总是能够实现科学目标，进而获得科学奖励。当科研人员通过遵守科学规范并付出科研努力却没有实现科研目标时，科研人员的个人欲求有可能促使其违背科研诚信，实施科研不端行为以骗取科研奖励。科学的奖励制度因为过于强调科学发现的优先权而“加剧了规范结构的组成部分之间的紧张和矛盾，以至于导致了科学家之间的内部冲突”。不仅如此，作为科研共同体内部科研诚信监督主要方式的同行评议本身也并非尽善尽美：同行评议因为其不公开透明而受到批评，评议人与被评议人可能存在利益上的合作或者竞争关系，这使得同行评议难以确保公正。而当涉及科研不端行为问题时，由同为科研共同体成员的科研人员来进行判断，尤为缺乏公信力。楚宾和哈克特指出，“除非成立一个委员会去调查受到指控的不当行为，同行评议人通常不会去检查可能揭露伪造或不端行为（或是科学家面授指控）的种种记录”。科学制度的内在张力和同行评议的不完善性表明，科研共同体自身不足以单独承担起科研诚信建设的重任。 　　二、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科研诚信观 　　在反思科学契约论科研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