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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武汉市生态用地变化驱动研究 　　摘要：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研究武汉市2002―2008年生态用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研究中所选10个驱动因素均表现出与生态用地变化的显著相关性，并且均可归为一个主成分，即人类的需求。人类的需求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制约着人类的需求，并共同导致生态用地面积和结构的变化。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生态用地；驱动因素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1.02.012 　　 　　Research on the Driver of Wuhan Citys Ecological Land Change Based on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GUO Ling-xia, HUANG Chao-xi 　　（College of Land Manage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0，China） 　　Abstract：The change drivers of ecological land area of Wuhan City from 2002 to 2008 by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was explor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lected ten drivers and ecological land changes had shown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nd could be grouped into a main component, namely, human needs determine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urn restricts human needs, and commonly lead to change of areas and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land. 　　Key words: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ecological land；driver factor 　　 　　以森林、草地、湿地等为代表的生态用地及其生态支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固定二氧化碳、调节小气候、保护野生生物等良好的生态功能，它们最能表征一个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好坏，是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晴雨表”[1]。但随着人类对土地利用广度的扩展和深度的加大，土地覆被发生了剧烈改变，生态用地的数量大幅减少，质量也让人堪忧。武汉市作为中部最大的城市，经济发展位居全国前列，但是近些年来生态用地出现数量减少、质量恶化的趋势，研究武汉市生态用地变化的动因，能为武汉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也能为决策者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1生态用地研究概述 　　 　　一般认为，“生态用地”一词最先由石元春院士于2001年考察宁夏回族自治区时提出，随后石玉林院士也在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与生态环境保护》报告中对生态用地概念进一步加以阐述[1-2]。 　　但国外所指“Ecological Land”与国内所指“生态用地”并非同一概念，生态用地是“一个很中国化的概念”[3]。但这并不代表生态用地研究不具有研究意义和价值。恰恰相反，生态用地由于其产生的特殊背景和环境，反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土地政策，要对优化开发区域实行更严格的建设用地增量控制，在保证基本农田不减少的前提下适当扩大重点开发区域建设用地供给，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严禁生态用地改变用途。”《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三十一条关于中心城区规划应当包括的内容之一是“安排建设用地、农业用地、生态用地和其它用地。”这说明“生态用地”已经被认为是与建设用地、农业用地同等重要性的地类，《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中，共出现“生态用地”9次，不仅全国性的文件将生态用地赋予重要意义，很多地方性文件也赋予生态用地重要的地位。在《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和《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等地方性总体规划里均提到对生态用地的保护和安排。 　　除了宏观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