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docVIP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吴晓波 　　分类/经济史 　　定价/42.00元 　　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丧失，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我们则视之为变革。 　　从统治者的策略来说，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截为两段。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是以稳定为主题，及至近当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则出现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这期间的反复、徘徊，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变法造就第一个“半亿帝国” 　　汉武帝的整体配套改革，始于公元前121年，终于他去世前两年的公元前87年，前后约三十四年，他是第一个真正建立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独裁者。几乎与刘彻同时的另外一个大帝，是罗马共和国的恺撒（前102―前44年）。就在中国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时候，罗马也从共和政体向帝国政体转型，世界进入了“独裁者时代”。 　　汉武帝执政时期，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五千万，这也是地球上的第一个“半亿帝国”，他的集权变法使得汉王朝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强汉”之谓由此而生。汉武帝通过持续、系统的政策试验，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经济治理基本模型。从史书的记载可见，无论是产业改革还是流通改革或税收改革，其最终的结果都是“国库为之一饱”，即其改革的目标和效果都是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时间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经济集权政策都出台于汉帝国与匈奴的长期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这些增收措施为汉匈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其后对朝鲜、南粤等地区的征服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障。 　　国家控制经济命脉之后，地方诸侯被剥夺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与中央对抗的力量自然锐减，在经济上大大地保障了中央集权的重新形成。 　　在这次改革中，通过国营企业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已然呈现。 　　以盐铁为例，在政府投资的驱动下，汉代盐铁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据当代史家陈直等人的研究，汉初从事冶铁业的人员起码在五万人以上，每处铁官则平均多达一千人，在官营之前，国内最大的私营铁器商的人员规模亦不过如此。因为有了规模化的经营，西汉的冶铁技术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推广，比如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和炼钢技术，在西汉初年还没有普及，但官营冶铁后却得到了迅速推广，工艺也更为成熟。在当时的世界，汉人的铁器制造技术是最为高超的，远非周边少数民族可以相比，《汉书》记载，匈奴与汉军作战，需要用五人才能抵挡一个汉军，主要的原因正是前者的铁制兵器比较落后。（《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开疆拓土，无往不利，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武帝变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著的。 　　自实体产业及流通被国家专控之后，“文景之治”所形成的民间经济大繁荣的格局被彻底扼杀，汉朝再难出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那种大商巨贾，商品经济从此趋于衰败。 　　算缗令及告缗令的实行，更是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几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实质是政府信用的一次严重透支，从而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民众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其历史性后果耐人寻味。 　　而国营事业在“办大事”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与生俱来的低下效率。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民用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 　　在知识界，武帝的改革遇到了众多反对者，其中最为激烈的，当属当时最著名的两个知识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记》作者司马迁。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奠基人物，他明确地反对国营化政策，认为应该使“盐铁皆归于民”，他还提出享受政府俸禄的官员和贵族应该退出商界，不应该与民争利。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与董仲舒近似，他对商人阶层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认可，称那些大商人是“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有不少史家甚至认定《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实际上是司马迁为了反对官营工商业政策而写的两篇专题论文。 　　从变法的长期执行效果看，到后期确乎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后遗症。 　　因国营化政策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少之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