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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国民素质培养观念的体系性认识 　　摘 要：近代以来，将提升国民素养作为解决国危时困的基础与前提已经成为共识，梁启超先生的“新民”论则是最具体系性的国民素养提升方案。他认为强国要从“新民”开始；“新民”，即国民素质的培育要重视“内”部素养（“私德”），更要重视“外”部素养（公德）；公民素质培养应以“内”部素养（“私德”）为基础；“私德”“公德”的内涵很清楚，“私德”的培养是我民族传统所长，方式方法无需外求，“公德”的培养是我民族传统所欠缺，应多学习西学所长。整体上看，梁启超的国民素质培养体系（“新民”理论）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这是当时国家强盛目标对国民素质体系的呼唤，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梁启超；国民素养；“新民”；“私德”；“公德”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5-0000-00 　　近代以来，为了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许多学者在物质技术创新、制度模仿求新，以及精神文化砥砺等领域做了大量尝试与努力。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是国民素质的美备。促进国民素质的提升，许多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与行动。梁启超以“新民说”为标志，较早提出了国民素质培养的想法，《新民说》（1902-1906）和《德育鉴》（1905）中集中展现了他有关建构国民素质培养的思想。现代学者对于梁启超“新民说”的研究比较多，本研究主要对梁所提出的近代化国民素质培养体系进行系统化整理，以达到对梁“新民说”思想的整体性理解。 　　（一）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是近代史中各种变革创新的代表性事件，所有的这些事件都是以实现国家富强为目的的。但这些事件都不能算作成功，因为不管是器物的模仿、技术的革新，还是制度的学习，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说到底，如果中国的“国民性”得不到改善，外在的改变只是皮相，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善，这大概是当时仁人志士在经过一系列思考和实践后得出的结论。梁启超对于这一点的论述最为集中。他在经过系列挫折，在国外的实地考察过程中，提出了“新民”的概念。他认为必须“改造国民的劣根性、造就一代新民”，这才能谈得上强国的实践。 　　国民素质的改善是国家强盛的基础，这个思想直接源于他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反思。“在梁?⒊?看来，戊戌变法之所以没有成功，从上面来说，固然是顽固派从中作梗；而从下面来看，亦同国民素质不佳有直接关系……人人但求自保，缺乏团体观念，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四万万之众犹如一盘散沙！这样的国民同如狼似虎的列强相遇，焉有不败的道理？”[1]9“它（《新民说》）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社会要实现近代化，首先应当实现中国人的近代化。”[1]12因此，在《新民说》首篇《叙论》中，梁启超就开宗明义说：“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2]2在第二节中，紧接着又论述：“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2]6这种认识，是其时进步学者的公论。 　　统览《新民说》，我们发现，梁启超要求的“新民”还是很有个性的。按照章节分布可以看出，他要求“新民”具有“独立自主、进取冒险、利国爱群”的精神；还应具有“私德公德、独立合群、权利义务、自由服从、利己利群、进取冒险、尚武、毅力”等道德品质，这都是文明的一面。但从具体篇章中，我们也看到了梁启超所要求的“新民”应该具有野蛮或者霸道的一面，他在《论毅力》一节中，就极其羡慕俄国打遍西欧东亚无敌手的表现，认为其国民具有“朝气”，认为国家的强大“未有不自彼国民之有毅力来者也”[2]139。分明的侵占、无理，梁启超将它解释为“毅力”！而在《论进取冒险》一节中，他举了哥伦布士（哥伦布）、马丁路得（马丁路德）等十二人为例，说明冒险进取对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但是，他又将进取冒险类比为孟子的“浩然之气”，确乎不大通顺[2]35。梁启超欲以新式思维教我国民，想塑造一个既文明又野蛮，既知礼又霸道的国民习性，梁先生急切的强国强民的心情，对国民“哀其不幸恨其不争”之心跃然纸上。但其中对于侵略、凌弱等行为的歌颂与呼唤，纵有矫枉过正的初心，这样的认识与价值判断还是值得商榷的。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应申报馆之约，对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发展做过一个小结，他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于是福州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3]救国与复兴民族必得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