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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尺度理论视角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行政区划体系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增强了中心城市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通过改变由市和县的行政等级所决定的尺度关系，城市实际上已转变为“城市－区域”。在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中，许多县获得了城市的地位，而部分县也转变为城市辖区，实现了尺度的变迁。从尺度理论的视角将空间单位的行政等级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尺度类型，是研究行政区划体系各组成单元之间关系的新方法。研究发现，中国虽然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行政管理的方式在空间经济发展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城市行政区划；尺度关系；区域经济发展；城市一区域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4）０3－0027－07 　　 　　一、引言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特征之一是中央政府将部分行政和经济权力下放给省市县乡等级别的地方政府[1]。从空间经济看，从单一的全国尺度到多样的地方尺度，产生了地理空间中新的经济权利主体。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不仅是首要的尺度，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执行者；地方行政单位只是执行中央制定的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的管理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配额和资源开发通过空间管理的刚性等级体系向下分配，地方对本地的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决策权。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虽然打破了统一的中央尺度，但中央权力在较低的空间尺度上以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得以保留，如区域开发的方向、重点产业、交通和能源工程以及金融机构等基本决策仍然由中央控制[2]。次国家级的空间单位（如省和市）也倾向于扩大地方经济发展的权利，这需要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实现。国家将城市作为经济发展龙头的战略，也需要城市方面的区划调整。 　　在空间经济问题分析中，国外学者虽然更多地利用了尺度理论，但并没有太多关注中国的空间经济，对行政区划体系方面的研究更少。国内学者对中国城市行政区划体系及其调整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还没有运用尺度理论的文献。本文以尺度理论为基础，分析中国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并研究这些变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探讨如何把空间尺度理解为治理和发展的基础，不同尺度的社会关系、政治和经济进程是如何构建的，以及它们有什么跨尺度的关系，以开拓尺度理论的应用领域，探索行政区划调整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二、作为社会经济建构的尺度 　　尺度已经成为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早在计量革命时期，哈格特（Haggett）就认为，尺度问题将长期困扰地理学家[3]。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尺度通常与欧几里得空间中的距离紧密联系在一起。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经济地理学发生了“尺度转向”，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在对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和关系转向的争论中，才明确提出尺度地理问题[4]。 　　尺度理论认为，社会经济过程交织于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因而要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特别是全球化、全球－地方关系、城市－区域结构重组等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但不能同空间科学一样用欧氏距离定义空间尺度和将空间看作是社会经济过程的“平台”，也不能同结构主义一样将空间看作被动接纳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而是要关注空间尺度的过程、演化、动态和社会竞争等性质，将空间尺度定义为社会关系的建构[5]。尺度被作为一种空间透视法和用于分析空间关系的“透镜”，是社会空间构成的表现形式、竞争场所和组织方式。尺度的重组过程和一定的尺度构造是激烈的社会政治经济竞争的产物。 　　尺度由三种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规模、等级和关系。从绘图的角度看，尺度是指用地图表示现实世界中的特定部分的缩放程度，也就是指特定区域的空间维度，即一个单元的规模。“尺度作为规模”不仅考虑空间大小，也包括在特定时间、特定地方的人口等其他因素。“尺度作为等级”是它表现为包含下一个层次的实际等级，可以被理解为从全球、国家、区域到地方的空间等级结构，高等级尺度涵盖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尺度作为关系”是从位置的角度来认识社会进程，将其看作地方、地方之外和跨区域的关系。尺度的边界被认为具有渗透性，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可以通过它而贯穿于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地方[6]。 　　经济地理学的“尺度转向”，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尺度的“本体论”革命，它使经济地理学从关于尺度的“空间科学”转向尺度的“政治经济学”，进而有关尺度的层级、关系、过程和动力的研究便构成了当代经济地理学的核心论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者就开始将政治经济理论运用于尺度的产生和重组的研究工作，并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社会空间实践[7]（pp??39??67）。尺度的政治经济学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在一个相对有界的地理区域内社会经济空间组织某些方面的生产、重构或竞争，这种地理区域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