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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治理视域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摘 要：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了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力度。笔者和课题组通过对国家中部省份12县区的调研后发现，虽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比较快，但是其在发展中浮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破解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要转变理念，把治理理念引入公共文化建设之中。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权利；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5-0166-02 　　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一词开始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当前学者们把公共文化服务理解为一种公共福利，是政府“民本”思想的体现。这一理解体现了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视，但是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政府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除了体现其“民本”思想，为群众提供文化服务外，还有其更重要的目的，即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同时把公共文化服务视作一种福利，还容易造成公共文化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与政策设计初衷相悖的后果：“只注重政府的供给乃至‘包办’，其结果却造成供给与需求的错位甚至脱节”[1]。由于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在相应的制度设计上，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民众公共文化需求的表达机制和民主参与的环节。”[1]以致在许多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与民众公共文化需求相脱离，有些公共文化服务甚至沦为地方政府的一项政绩工程。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出现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公民的参与不足，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权利概念，试图从文化权利的视角推进公共文化建设，从而破解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参与不足。学者们把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看作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实现公民自身文化权利最重要的一个途径。但是“文化权利是一种个体化的东西，这种个体化的东西，如果没有一定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规约育导，往往会滑向自利的一端，成为一种公共性的消解力量。一味地强调‘权利’而忽视担当与之相应的‘责任’，造成了权利与责任的失衡”[1]。现今国内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阐释中，关于文化权利的论述往往只谈论个人的权利而较少强调个人的义务和责任，事实上造成了权利和责任的严重失衡，严重影响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公民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培育。 　　“基于福利和权利话语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其讨论的最后落脚点是政府文化职能转型或政府公共服务理念的塑造；或通过它建设文明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培育公民的公共理性或公共精神从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1]因此，从文化治理的角度研究公共文化服务，就会发现，“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文化治理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1]。 　　一、文化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困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提出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对公共文化建设力度逐渐加大；为了对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有准确的了解，笔者和课题组成员选择了在安徽省、湖北省12个县区进行调研，所选择的调研点既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区，也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乡镇，希望能够准确全面地了解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情况。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既取得了一定成就也存在许多问题。 　　（一）文化产品的供给与群众需求之间有巨大矛盾 　　长期以来，政府垄断了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与服务，充当了文化事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等的多重角色，这即导致公共文化产品供给高度垄断也造成政府管理职能不清、界限模糊、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部门分割、效率低下，普遍缺乏服务理念和成本效益意识。特别是造成有限的文化资源的极大浪费，文化产品产出数量少，质量低，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文化供给之间矛盾极大。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当前部分县区浮现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能分散，文化企事业单位缺乏自主权，灵活性不强等相关问题，有的乡镇不但没有生产文化产品，而且连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都不能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服务和供给与群众需求矛盾巨大，这已经影响到当地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均衡协调发展。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制度不完善 　　自从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文化发展目标被提出以来，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改善较大，但是制度层面，公共文化服务仍然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对政府和市场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各自权责没有明确的制度界定。二是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来维护公共文化建设的秩序。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制度不完善，既影响到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行，又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如我们调研的一些乡镇和社区，都具备基本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室、文化站、文化室、老年活动室等，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加之相应的管理人员与软件设施的不足，部分文化场所的大门长期处于上锁状态